1月 082007
 

今天去夏官营进行了一个访谈。这次访谈缘起 于刘国铭教授布置的一篇作业。刘教授要求我们这学期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章。要求是写自己身边的一个熟悉的人的一段时期的事件,这个事件最好能够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来。

对于这个题目我感到颇为难为情,写谁呢?总不能再跑到家里去采访自己的爷爷奶奶吧。于是我就想到了去附近的夏官营进行采访。一来能取得第一手的口述史实资料,二来能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认清某些历史的真相。

于是,经过稍加准备自己就去采访去了。为了采访,我还特地买了包烟,给自己买烟还是THE FIRST TIME ^_^ 从宿舍到镇上大约要35分钟的时间,尽管我穿的很厚,但是一路的寒风还是把握吹得瑟瑟发抖,头和脸冻得都麻木了。本来自己原本打算采访那个以前在榆中县当了几十年的退休教师的,因为上次我们班在去调研的时候,我去过他家,比较的熟悉,况且老人懂得也颇多。但是,我一去发现他家里竟然没有人,邻居说他去了兰州。当时自己很犹豫,是无功而返呢,还是另寻他人进行采访呢?犹豫了片刻自己决定再去找其他的人来访谈。碰到了一个大娘,我就问她村里哪位老人见识多广。大娘指着我身后的一家说这家有个80多岁的老人,以前是个知识分子,做个社会工作,现在还能说话。我就按照她的所指敲了敲门,却不见有人应答。我在那里敲了好久没有听见什么动静,结果,正在我敲门的时候,他的邻居一家却开了门,问我有什么事情。待我说明原委之后,奶奶热情地邀请我进了屋。屋里躺着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5、6岁的小孩。屋里由于烧着炉子,所以不是太冷。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了交谈。

先来介绍一下我的采访对象的大致状况。那个给我开门的奶奶今年60岁,文盲,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床上躺的那个叔叔姓王,今年38岁,是奶奶的儿子,高中毕业,现在在附近的那个县化肥厂上班(化肥厂以前归政府管,是国营的,今年6月刚刚完成“改制”)。

我首先问了王先生关于“八九学潮”的几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先生说,他当时正在榆中二中读高中。对于这个事情他是在学潮发生的后期才听说过。他们整个学校对于此事也没有太大的反映,基本上是处于非常平静的状态,没有想象中的去集体抗议,乘火车去北京游行等事件的发生。不过他补充说“听说当时兰州的学生闹得比较的凶”。

在谈及吃大锅饭的问题时,奶奶显然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比较的激动,可能是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比较的大的缘故吧。她说当时开始吃大锅饭的时间是在1958年。刚开始的时候,各家各户把自己家的东西——各家本来都实际没有什么东西的,粮食少,牲畜几乎没有,她补充道——都捐献给了公社。然后大家都在公社食堂集体吃饭。前期还行,吃饭不要钱,不要饭票,不限量。后期就越来越不行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大家逐渐产生了懒惰情绪:由原来的少吃多做到多吃少做,再到多吃不做,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没有的吃了。“坐吃山空了”,叔叔补充道。1958年到1960年由于各种原因“村里饿死了许多人”。

提到吃大锅饭的事情就不能不说当年反右派斗争的事。当年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大都是地主和富农,还有就是反革命分子。对他们的批斗“多半是流于形式”,“我们也是无奈的,上面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多想过别的”,“这些批斗活动都是必须参加的,不然下一个遭到批判的可能就是你了”。奶奶还讲述了当时的晚上批斗的一个场景:

那场批斗是在晚上。当时大家刚吃过晚饭,然后就被喊出来说是要搞批斗了。这次批斗的是一个地主。全村的人基本上都去了,在那个批斗的场地上还挂起了几盏汽灯。随后大家就展开了对他的批斗。先是队长宣布他的“罪行”,然后底下的小青年们就哄叫起来,群众见机也喊起来,指着他说他的“罪行”。

其它的批斗的形式还有游街,就是给他带个高高的帽子然后赶着他游街示众。其实,当时这些并没有什么,“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很少说有什么‘过火’的行为。”这种批斗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大概有不到一年的时间。问奶奶是否记起有因此被批斗致死的没有,奶奶说好像没有。【事后的一个老人说有一个,详见后叙】不过她倒是提及了一个后来又被平反的人。此人叫王得谋,当时是个好像是个书记(会计)之类的小官,不幸被划为了右派。后来被平反后调到了县银行工作,现在在榆中县,已经70来岁了(后来采访的那个老人说的)。

由于我的这两个采访对象都不是很理想,一个是太年轻,一个是“贫下中农”,没有读过书,好多事情她当时就没有怎么在意,现在也回想起来也不太清晰。经他们引见,我又来到了他们邻居家,也就是刚开始我敲门的那家。原来自己敲的一直是后门,怪不得没有人应答呢!这次我从前门而入,在其家人的引领下我见到了老人。老人和其老伴都躺在床上,由于天气太冷,他们身上都穿的很厚重,而且还盖着一床厚被子。见到我老人感到很惊奇,待我向他问好并说明来意以后,老人略显有些激动。

老人名叫王维汉,今年已是81岁的高龄。1944年左右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1988年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初等师范专业。毕业后在兰州工作了四年。之后回到镇上作小学教员十余年。1958年左右任村里的会计。老人现在的身体不是很好,脸部可能有些偏瘫,说起话来比较的吃力。尽管如此,老人还是欣然接受了访谈。我们聊天聊得比较的长,谈论的问题也比较的多。

先来说一说与当时有关的吃大锅饭、挣工分和粮票、布票等事情吧。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老人还提到了吃大锅饭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公社的食堂不但是对于本队的社员开放,而且还对外来的社员开放,包括那些过路人都是吃饭不要钱,不要饭票,不限量的!――颇有“共产主义”的风范啊!后来由于维持不下去了,“吃大锅饭吃坏了啊”。所以到了1961年左右就停止了吃大锅饭的做法,改为了“记工分”。大家在集体所有的农田里集体劳动,根据劳动情况记工分。在我问及到记工分是如何具体操作时,老人说到,记工分是以出工的时间、劳动的强度、劳动的数量等为原则来计算的。老人还举了例子来说明,说放一天羊多少工分,割麦子一天多少工分,男的给记多少,女的给记多少,强壮的给记多少,虚弱的给记多少……当时当会计是“没有任何的工资之类的东西的”,那时人们很少用钱,就连队长也没有工资,只给他们记工分。他们平时同普通群众一样都得去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

各家各户的所分得所有粮食等东西都是以工分为基础换得的。一般情况下是,工分越多,所得就越多。但是,当时分配的时候还考虑了其它的各种因素,比如孩子,残疾无劳动能力者,身体实在虚弱者等的特殊情况。对于孩子一般是给予最低的能维持其生活的粮食,对于后两者一般是酌情处理,尽量做到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让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因为没有分得足够的粮食而饿死。由此可见,当时也是考虑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

由于刘教授上课时提到了农民进城要村里开证明一事,我对之表示有点怀疑,所以这次特地问了老人一下。老人说,当时他们很少进城。进城时,如果是因为公事,比如公社要你去为大家采购些生产、生活必需必需品之类的东西了,那是一般要村社开证明的,不然没有办法办事。如果是私事的话,比如你要探亲访友了等,则是不必开证明的。进城以后吃饭仅仅有钱是不够的,还得要粮票。老人顺便也提到了当时所需的各种“票”:粮票、布票、糖票、副食票……其中还提到了“购货本”——这我在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经老人详加解释才知道这和“票”差不多,本子上是政府给开的各种商品的限购量和种类。其实“购货本”就是把大量的“票”给集合在一个本子上方便大宗的购物而设置的一种形式,这种本子一般用于公社。

再来说一说“大跃进”时期的故事吧。提到“大跃进”就会使人联想到粮食产量屡放“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土地深耕等事情。这里老人重点讲了一下后两件事情。当时在夏官营这个地方也有个小型炼钢厂,里面大概有二十来座炼钢炉。在炼钢厂里大部分是年轻人,其中包括女青年。他们也有简单的分工,比如女青年主要负责砸矿石,男青年主要负则炼钢。炼钢在1958年下半年达到了一个最高潮。但是,与群众热火朝天的情景相反的是,当时的钢产量却怎么也上不去——当时的技术根本就达不到炼钢的水平。除了这处“大”的炼钢厂以外,村里还有好些大大小小的炼钢炉,“连路边上都有好几个炼钢炉”。后来,大概持续了一年左右的全民大炼钢运动在这里结束了它的荒唐的闹剧。

土地深耕问题现在提及起来更是觉得荒诞。当时全国粮食产量“放卫星”时间天天都有,浮夸、急躁成风,亩产万斤粮已经是比较老掉牙的事情了!其中一个提高粮产的办法就是“土地深耕”。甘肃省也未能免俗,老人说到,我们的确将土地深耕了——土地深耕达到了2-3米,人进去之后根本不见人影。这哪里是“深耕”嘛,简直就是在挖坑开矿!还好,像这种“深耕”的做法只是在很小一部分田地进行了,“大概有两三亩”。

近年来又兴起了一股“知青文学”、“伤疤文学”的潮流,知青问题重又被社会所关注。我趁此机会也问了一下老人当时的知青情况。尽管老人当时不是知青,但是作为当时的“知青的上山下乡的接待者”,我们的可以从侧面来看看当时知青的状况。

知青都是从城里来的,有好多还是高干子弟,老人又开始打起精神慢慢道来,所以他们来了以后,都住在村里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一片房舍里。他们吃住一般是不与当地的群众在一起的。就连劳动时他们也是与当地人交流不多,因为村里特地给他们划定了一片田地来让他们耕作。照老人的意思来理解就是,他们与当地人仿佛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两者之间的真正的接触交流不多。知青“上山下乡”大概在这里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之后他们都陆续地回去了。没有一个留在这里的,也没有一个娶了这里的姑娘的。至于如一些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诸如男知青与当地的女孩产生的感情纠葛,女知青被诱奸、强奸等事件在这里是找不到其存在的丝毫证明与痕迹的。

老人还提到了解放前地主剥削、压榨民众和霸占民妇的事情——对于地主他是抱有些许的厌恶的态度的,并且这种厌恶之情是建立在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地主是土改时划下来的。”

对于毛泽东,老人是说“他是个伟人,但是从58年后他就开始犯错误了”!对于刘少奇,老人说他是当时知道他因搞“自由思潮”而犯了错误,对于其它的细节他则不太清楚了,“只是听说而已,没有太大的关注。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时分得不是很清楚,也看不明白”!

老人还提到了当时的青帮、红帮等帮派组织的问题。他们对于一般的民众的骚扰还是比较的严重的,常常同地主、恶霸勾结起来作恶。解放后就被镇压下去了。等到反右斗争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被划为“现行反革命”,同其他的一些曾经参加过诸如国民党和其它的反动组织者的下场一样,他们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批斗是分级进行的,也就是说村有村的批斗,乡有乡的批斗,县有县的批斗,乡长、书记等有时候也会成为批斗的对象。批斗时脖子上挂个牌子,要么游街示众,要么是开批斗大会。这个时期批斗虽说总体上不太严重,但村里还是被枪毙了“恶霸地主”。老人说当时也有逃脱掉的地主,比如当时在兰州的高雨亭(老人说此人好像与兰大关系也挺大的)就是当时那一带最大的地主,但是最后他逃跑了(老人不知道他跑到了何处)。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我怕老人身体有些吃不消就主动要求结束了访谈。他人还是显得有些意犹未尽之意,尽管他的身体很是不好。

回去的路上,太阳也不见了,还有些风特冷。我就拿出自己的烟好不容易才把它点着了。这次没有了烟雾缭绕的感觉了,烟雾都被风吹走不见了……我不喜欢抽烟!

回到学校自己已经是冻得要死了。赶快去吃了份面好暖暖自己的身子。不小心又碰到了两个同班。呵呵,遂回寝室整理材料。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搞出了这个草稿,现在应该可以暂告一段落了,累啊^_^

通过这次调查访谈,自己也认识到了自身的许多的欠缺之处,如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技巧和访谈的方式、时间的把握等。

口述史学是一个大有潜力可挖的史学分支、这种调查采访的方法为近现代史的研究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其对于还原历史的真是面目和叙述历史的“原生态”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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