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132009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滨下武志教授,2004年2月17日下午应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作了精彩学术演讲。滨下武志曾任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教授。1996——1998年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同时兼任中国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学术》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89),《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1990),《香港——亚洲的网络都市》(1996),《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1997),《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后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2000)等。合作的著作有:《亚洲经济圈与日本工业化》(1991),《从亚洲进行的思考》(1994)等。滨下的学术演讲主要介绍了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观点。

滨下在学术演讲中指出: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主要有三种学问,即国学、汉学、兰学。东洋学一说是西方学术进入日本以后才有的提法,是在原有的汉学基础上,借用西方学术的话语系统,展开对亚洲和东亚历史的研究。从西洋的角度来研究亚洲,京都大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他说,自己在东京大学求学时开始研究东洋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以上海为研究突破口,研究亚洲的国际性商品——中国的物产。毕业论文主要关注的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硕士论文题目是《对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历史研究》,这篇论文通过对白银比价的变化的研究,论证国际性、区域性和地域性的金融变化问题——货币、钱庄和票号等关系。滨下说,他的博士论文为《李鸿章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研究》:通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研究中国以织布、布料为中心的工商业变动。他说,这样,自己的研究就以上海为突破口,集中在对中国和亚洲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当时所运用资料,其一为汇丰银行收藏资料;其二为海关资料——中国近代的海关资料。这些资料见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马士档案,也见于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海关资料,以及澳大利亚悉尼所藏关于莫里循的资料;其三为地方志。滨下说,历来的关于中国近代金融问题的研究,多注重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问题,而他主张从地方和地方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比如南方与北方关系,以江南一带为核心来研究中国的近代化。

他说,这样,就在资料收集上,除往来于香港、伦敦、悉尼之外,还经常到福建、浙江、广东等中国沿海地方。因此,与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教授、中山大学的陈春声教授,以及刘志伟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学者交流频繁。

滨下说,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华南与东南亚的关系。

滨下说,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比较重视北京和中央层面,而自己比较重视南方和地方,或地域层面的研究。多次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各国及中国沿海进行调研,对近世以来的东亚和东南亚的侨汇、经济贸易圈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进行研究。费正清教授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制转换的历史过程。滨下说,他对此十分关注,因此很关注朝贡贸易问题,研究近世以来东亚及东南亚商人通过朝贡进行贸易的问题,探讨大规模的东亚经济圈形成、发展及变化,进而提出和发掘亚洲发展的内在机制——“亚洲经济圈”理论。他说,关注朝贡贸易体系和地域经济圈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比较东印度公司在东亚、东南亚的贸易方式以及与当地商人的朝贡贸易方式的区别,其中,尤以朝鲜、琉球的贸易方式带有极为明显的朝贡贸易色彩,而琉球又拥有为数440年的朝贡贸易方面的资料(即琉球的历代宝案),这些都为问题研究提供了方便。

其二,华侨汇款问题。他说,自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不断扩大,亚洲形成了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和南亚贸易圈,出现了马六甲和广州两大东西交汇的商港。随着西方的进入,19世纪以来,伴随着香港和新加坡的登上历史舞台并以它们为中枢地而越发活跃。作为贸易的担当者,中国、印度向东南亚诸地区发展商业,逐渐形成贸易据点,这些状况又促使移民(华侨、印侨)持续增加,从而使得东南亚各地区和中国、印度间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在此贸易圈之中的贸易活动,因华侨及印侨向母国汇款的关系而形成结算关系。特别是华侨数目与日俱增,其中以来自广东、福建及海南的男性劳工为数最多,他们大多以劳力为生计,把赚取收入汇回家乡,庞大的跨国侨汇网络由此形成。侨汇形式主要可分成五种:1、邮寄;2、归国者携带;3、通过中国的钱庄、票号和信局;4、通过外国的银行;5、通过移民的中介人。

由于华侨的收入来之不易,汇款多托付给自己信任的商号代办,所以,历史悠久或同乡关系的铺号特别受欢迎,商号间也出现了“广帮”和“潮帮”两大阵营。在此结算关系中,主要使用的货币是各种银,还有米等特产品和亚洲各国的通货。亚洲贸易圈因这个汇款-结算网而得以支撑,并使得其具有亚洲流通网络的机能——庞大的金、银及铜币流通市场,分别应付东西贸易(以金币为主)、区域贸易(以货币为主)、本土贸易(以铜币为主),由此形成的以银为核心的“亚洲流通圈”便利了亚洲各地的商品流通。

滨下说,他认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内部原因。亚洲的近代化的动因来自自身的危机,从中国与朝贡贸易体制来看,虽然中央衰微,但地方性或地域性的商人并未停止脚步,特别是上海、广东、福建的商人仍然在亚洲经济圈中起作用。

关于华商的作用,滨下说,华商对日本近代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商人在神户、横滨、京都等城市投资设立棉纱厂,推动了日本棉纱的进口替代(英国棉纱);而从上海进口神户棉纱的贸易活动,也大部分是上海、广东商人在经营。日本开埠后,华商的做法多为日本商人所效法。以上海为核心的经济流动对日本商人形成巨大冲击,也是推动日本近代化的中心要素。朝鲜半岛也有类似情况。他说,中国的一些票号,在上海、大阪、汉城都有据点。中、日、朝之间始终有一种三角贸易关系。华商在东亚(含东南亚、东北亚)的纽带地位十分重要。对华商在近代亚洲的历史研究应该给以重视。

滨下还介绍了他的海洋的研究。他说,海洋的历史或海洋问题研究与陆地的历史或陆地问题研究相比,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沿海问题。如海关、移民、贸易、港口、沿海城市关系、沿海城市与港口关系(如上海与宁波、香港与广州、新加坡与马六甲)、沿海宗教信仰(如妈祖信仰)、民间和官方的交流与冲突关系问题等;

第二、跨海问题。如跨海商人集团(如宁波商人)、跨海城市关系(如上海与长崎)、跨海经贸往来、跨海货币流通、跨海移民和劳务、跨东海的历史作用问题等。具体说,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九州之间的商贸联系就比宁波与中国其它地方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关系很值得研究。这种关系可以形成跨海网络交流,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城市之间和地域之间,就可以进行“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老人问题”等诸种关系的交流研究。

第三、海与海之间的问题。如东海与南海之间的问题,广州与东海之间的交流,广州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滨下指出,应该注意的是,对海洋问题的研究,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与陆地问题研究的进一步结合,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沿海与内陆关系问题的研究就包括在内。例如,儒家文化从北而南的传播和海洋文化由南向北的传播,就是有趣而值得研究。就现实问题而言,儒家意识和海洋意识,形成了互动的、良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利于东亚共同体的认识,有利于东亚社会的发展。

滨下还谈到了地域的研究问题。

他说,自己的研究重点,还是地域经济圈的研究。首先,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马六甲、琉球为中心,形成一种地域关系。这是“亚洲经济圈”研究的基础。他说,要分析这些国家、地区在亚洲经济圈的地域中枢地位和金融中枢地功能。例如,从人、物、财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作用。滨下说,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注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注意地区之间的关系。在把握地区之间关系时,首先要注意考察地域圈中各地区的结合部所形成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它们建构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构成。以往在追求新的国际合作的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之间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进而又成为演变种种历史史实的舞台。但是,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被包容进去。因而,如何把握具有复合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的内在联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滨下说,在研究经济史时,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是十分重要的。同样,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也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

滨下强调,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史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己的认识中去寻找本身的位置。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地域网络的研究,将成为亚洲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滨下特别谈到鸦片战争问题。

他着重分析了朝贡贸易体系与东西方的关系。他说,鸦片战争中的朝贡体系问题,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回答亚洲经济圈的变化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真实情况。

根据琉求历代宝案的记载,1838年,道光皇帝曾试图改变朝贡贸易体制,比如他曾谕令琉求减少来华朝贡的次数等。鸦片战争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说,并非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鸦片问题,可以从南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角度来进行讨论。鸦片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中央与南方商人的商业利益之争。另一方面,如前所云,道光皇帝在1838年就曾试图改变原先的朝贡贸易体系,因而在近代的变局中,所谓西方主动而东方被动的一贯说法未必是实情。

滨下说,中外学者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每每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这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做法。对于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亚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诚然,西方有西方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在此背景下总结出其相应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适合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的,但未必适合于东亚世界。

滨下认为,亚洲的近代化,是以对传统朝贡关系中的统括关系进行批判为开端的。海外华商是在批判清朝重商主义的朝贡贸易管理的同时,扩大了民间的贸易,从而把清朝政府推到了征税者的位置上。西方各国通过利用朝贡贸易体系,并投入大量资金,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构成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分别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但是还是有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密切的内在联系,其一即为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贸易圈——亚洲朝贡体系或亚洲朝贡贸易体系圈。这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两个轴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和南亚贸易圈为基础,以东南亚为媒介,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通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形成的,以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发展壮大,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亚洲市场体系。这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西方人在进入亚洲的时候,首先必须面对这一体系,要去适应它。可以说这一体系对亚洲历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滨下还谈到全球化与东亚社会的问题。

滨下说,他曾经和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晤谈。他说,沃氏认为滨下是中国中心观论者,事实上,滨下说,他想说的是“亚洲中心观”。他说,要超越那种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重视而不是忽视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与作用。从亚洲视角来看世界,确立全球化中亚洲的特色地位。他说,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重视亚洲或东亚的内在机制的研究,真正认识亚洲的历史,找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恐怖问题、老人问题等等的办法。

滨下说,随着中国进入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东亚区域面临的社会变化和社会问题越来越相似。环境、人口、生态、社会老化等问题将成为历史研究关注的新动向。滨下说,他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目前有点象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脱亚”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看齐”的趋势。他说,应该注意的是,东亚必须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英国的衰退、美国的崛起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变动。英镑的世界化问题、美元的世界化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人民币的世界化问题。如果美元出现金融危机,亚洲尤其是东亚、中国该如何应对?亚洲区域经济圈将发生什么变化,应该提前作好准备。

所以,关于亚洲史开启的契机,以及以亚洲为对象的亚洲近代史研究的把握问题。亚洲各国各地区有着自己固有的不同历史,因而在寻求一种既能有效承继过去的传统,又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整体作为探求对象的方法,处在不断确立的过程中。只有以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并将其作为历史探讨的对象,从中寻求把握世界史进程的契机,同时通过对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媒介体的各国历史的把握,才有可能对近代亚洲取得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要从体现历史纽带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整体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发展形态的亚洲近代。只有从这个角度去探求中国的位置及其变化,才是考察中国近代道路的有效方法。同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从亚洲方面去探讨近代亚洲诸国、诸地区的“开国”、“开港”、欧洲势力的形成以及殖民地化的历史脉络和进程。

滨下还着重谈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的问题。

他强调,历史研究要注意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网络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形成系统观点,具有横向性、多元性、动态性特点。他说,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左右性变化”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他认为“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关系”理论,强调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都值得借用。

滨下还谈到跨学科研究方法问题。他说,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学、经济学介入历史学研究,对于开辟新的研究视域是件有意义的事。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有利于学术繁荣。

滨下还特别强调了史料的重要性问题。他说,我们的研究还是要从基本材料做起,注意同时代的史料的使用。档案无用论的观点是不对的。他说,后现代派一意追求建构理论框架,忽视史料,做法令人不敢苟同。但是,还要注意理论的方法,缺乏理论的研究也是不好的。能够很好地把两者结合是研究的根本。

滨下还回答了参与报告会的学者和研究生的提问。

关于亚洲价值观内涵,他说,东西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东亚地区,儒家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强调秩序和稳定。这是一个和东亚传统有关的问题。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亚洲内在价值的一部分。但不能过分强调“亚洲价值”的历史作用,而应公正合理的评价它。关于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撰写的《亚洲大趋势》的评价问题,特别是文中论述的华人与东亚崛起的关系问题、华人网络作用问题、华商在近代与当代作用问题。滨下说,当代学术的研究注重多学科的结合。用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方法,对华人的研究是十分有利的。他说,80年代以来,对于华人宗族网络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应该注意华人宗族网络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这样才能全面理解华人的经济变动。他说,应该从历史角度研究华人社会与经济变化。近代的华商与中国联系非常紧密,当代特别是80年代以前联系不是很紧密,许多华人都已经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所以当代的华人已经不同于他们的先祖。他认为,应该注意比较近代与当代的差异,这是我们在研究华人问题时应该注意的地方,不能把问题夸大化。另外,从种族连续性、文化性与国民关系等方面,注意对华人与东亚社会与经济变动的研究。滨下说,如果从亚洲中心观出发,“亚洲价值观”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否为核心?值得进一步研究。滨下认为,新加坡过分强调了“亚洲价值观”。他强调,要超越那种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重视而不是忽视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世界作用。从亚洲视角来看世界,确立全球化中亚洲的特色地位。从这一方面来说,“亚洲价值观”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不能绝对化。

滨下先生提到,他曾经和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晤谈,沃氏认为滨下是中国中心观论者,滨下先生笑称,我现在要说的是亚洲中心观。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江户时代主要有三种学问,即国学、汉学、兰学,东洋学一说是西方学术进入日本以后才有的提法,其在原有的汉学基础上,借用西方学术的话语系统,展开对东亚历史的研究。从西洋的角度来研究亚洲,京都大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滨下先生试图从亚洲的角度来研究亚洲以及亚洲与世界的关系。

关于中村哲先生对朝贡贸易体制论曾提出了不同看法。在「東アジア史像の再構成」,中译本为《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一书中,他提出,至少在16世纪以后,朝贡贸易已不是东亚贸易的中心。他认为,朝贡体制作为政治秩序是极为松弛的,其形式的礼仪方面很强。国家对朝贡贸易的控制是很弱的。16世纪后半叶在东亚、东南亚海面上进行的民间贸易,基本上没有国家的管理和统制,是自由的国际交易。近世的东亚交易圈,在许多方面对东亚的近代化给予了影响,但对近代的影响不是连续的。[1] 滨下先生首先对中村哲根据什么材料推断国家对朝贡贸易的控制极为弱小提出质问。而商人们关心的只是在朝贡名义下进行贸易可以获得免税的权益,国家控制的强弱并非问题的关键。关于近代交易圈对东亚近代化的影响问题则是滨下先生重点研究的问题。

关于在近代东亚、东南亚的移民、侨汇等研究领域和中山大学的陈教授、刘教授等人有过怎样的交流?是否达成了某些共识?滨下先生认为,中大的陈教授等人主要侧重于中国国内,而他本人则侧重于国外。彼此的研究可以互相结合把“亚洲经济圈”问题深入探讨。他谦逊地说到,他在中大主要是向中大的各位教授学习的。

关于2000年上半年,在中央研究院发表演讲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当时致力于研究“以亚洲地域之间的稳定性为目标的亚洲价值观”,这种亚洲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它在亚洲国家中是否形成了某种默契?滨下先生认为,东西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东亚地区,儒家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强调秩序和稳定。这是一个和东亚传统有关的问题。我们确实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亚洲内在价值的一部分。但不能过分强调“亚洲价值”的历史作用,公正合理的评价它。

关于有很多日本学者致力于研究亚洲的内在发展问题。如何看待杉原薰(すぎはらかおる)的“亚洲地区内网络论”、川胜平太(かわかつへいた)的“物产复合”理论、宫岛博史(みやしまひろし)的“小农社会论”以及黑田明伸的理论?滨下先生解释说,他和杉原薰、川胜平太都是很熟悉的朋友,杉原薰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治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属于西洋派角度;川胜平太原来是治日本史的研究,属于国学派或者说日本派;而滨下本人则属于亚洲派,三人在东洋史研究上有不少共同语言,都反对治东洋史的传统方法,但是后来则走上了不同的学术道路。宫岛专攻朝鲜史,治朝鲜半岛的小农研究;黑田则是一名很勤勉的年轻学者,治中国货币与地方性研究。

在滨下先生的报告后,历史系的余伟民教授、朱政惠教授、易惠莉教授等人做了简单的点评。余伟民教授认为,滨下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和独到的视角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从事学术研究,关键是要看材料,这一点是相通的。滨下武志教授的研究尽管是从很细小的材料入手,从具体微观研究(如银行、机器织布、海关、货币、商人、贸易等问题)开始,甚至到亚洲和世界各地寻找各种档案材料,但却获得了宏观的视角,得出了恢弘的结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就体现了学术的价值,也为我们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做出了榜样,为我们如何将学术与现实有效地结合起来提供了最好的范例。这正是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潮流(如彭慕兰的《大分流》),即历史研究要超越国界为标准的研究范式,把地域和区域作为有效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不要被国界束缚,这样才能解放学术空间,滨下武志教授就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对材料的细密梳理和理论的严整把握上的。朱政惠教授也希望滨下武志教授能在宏观研究和区域研究的视角下对我国的清史编撰提出建言。

[1] 参见中村 哲《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16页。

作者:滨下武志 演讲 孟凡东 翟意安 何爱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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