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252008
 

 美国中国学

 美国中国学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理论的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对美国史学影响颇大。其研究范式、方法和视角也在不停地变换,从“冲突——反应”、“现代——传统”到“帝国主义模式”、“中国中心论”,从过密化理论(内卷化)、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到权力的文化网络,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对史学理论的影响,等等,林林总总,你方唱罢我登台,就像流行时装一样,隔一段就要来个新潮流,弄得人眼花缭乱,真是热闹的不得了。

其实,如果我们能注意到以下两点,就会感觉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1.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有着很强的时势性、时效性、政治性和目的性,正如郝平先生所言,它受制于三个方面: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 杨念群先生也指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2.美国学术包容性较强,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较多。不论是社会学的理论还是心理学的理论,只要对研究史学有用,统统拿来,为我所用。其实,费正清早年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时就请当时的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其它学科的学者来参与研讨班的授课。 这也为以后的研究开创了广阔、多元、开放的基调。

这种不停地“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现象,按照杨念群先生的理解,至少有以下两点好处:首先,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表明一个新的切入点的形成,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同时它又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当然,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并不是每次都很大。其二、方法论的不停变换,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范围,这也就为开拓新的史料来源提供了基础。

但是,问题是:前人的研究一定都要否定吗?后人做出来的成绩一定会超过前人吗?AB否定了,B又被C否定了,C然后又被否定了……那么,最终谁是合理的?难道说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是合理的?  

如何才能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牢笼?

毫无疑问,中国史学界处于西方话语霸权所构建的牢笼之中,从学科基本概念到研究方法无不受到其影响。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 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常态即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已达到离不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程度了。

一方面是美国中国学的研究理论在不停地变换,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史学界在不停地跟风,疲于奔命,要么是晚了几十年之后才拾起在西方早已老掉牙的理论,要么是对刚提出的理论进行批判。不知道能够提出自己真正原创性的理论的学者又有多少人?

跟在别人后面,永远都是落后的,不论你离他们有多近!

有些时候,还是马克思他老人家说得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之所以西方,是因为它的实力比你强大。典型的例子:韩国崛起了,它就要为其疆域找到历史依据,它就要说中国的许多领土曾经是属于韩国的,它就想把端午节变成自己的,把中医就要把孔子、李时珍变成韩国人。你以为他们是在开国际玩笑吗?不是,他们在有板有眼正儿八经地就给你找出依据,还大张旗鼓地申遗!试问,如果韩国依然像以前那样,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水生火热的,它会有功夫来做这些事情吗?

美国当然有话语霸权了。它把想法子把全世界的精英都吸引到那里去,给你提供高额的奖学金,给你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大量的研究人员被培养出来了,大量的研究机构诞生了,大量的作品也就涌现了。这一切的基础,还不都是经济实力在做支撑?中国也是,如果没有经济发展,近几年来哪里会有实力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

有人说,中国的学问之所以进入不了国际学术界,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但是,追问一步:为什么通用的是英语而不是汉语?还不是你不如别人的实力强,得处于他们的笼罩之下?

所以,无论你做如何的挣扎,即使你驳倒了一个理论,其它的一堆理论又出来了,让你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只有接招而没有出招的份。你永远都是在他们构建的大框架内进行,翻来翻去还是没有跳出他的手掌心。

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想从根本上去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就必须发展你的综合国力!

美玉和豆腐

史景迁的作者在问世之初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既有赞扬,更有批评。他的优美的笔调下的史学作品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其书屡屡荣登畅销书的排行榜就是明证。然而,也有人会说他的作品是用历史笔调写成的小说,所以说他的一个“失败的小说家”

前几年,百家讲坛同样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甚至崇拜。于丹荣登“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后,不但其作品受到了热捧,就连朱熹的《论语集注》等以前鲜有人问津的古籍也开始水涨船高,洛阳纸贵;同样是做历史题材的节目,比如BBC制作的历史节目,央视或者其它电视台制作的类似节目,却因为做得过于严肃,导致曲高和寡,超低的收视率迫使这些节目不得不退出银幕舞台。

不知什么时候起,全国上下忽然刮起了一阵明史热。当然,这应当归功于《明朝那些事儿》引起的轰动效应。或许是因为作品本身的吸引力,或许是因为网络的炒作,不管怎么说,它就像一个发射升空的彩色卫星,立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与此同时,那些史学界的一板一眼极其严肃的作品依然尘封在图书架上,只有圈内的少数人在相互传阅、讨论。《盗墓笔记》的推出,引出了众多青少年对古代神秘的盗墓事件的关注,结果,王子斤的《古代盗墓史》这一以前只在圈内研究的学术著作也借着这一股风一版再版。

一大批的“学术明星”诞生了,一些几落成泥的“古书”换上新嫁衣重新登场了,众多发生在墓堆里及其背后的故事也开始闯入了大家的聊天话题中来了……这些事情的出现,你能否定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们的作用吗?

“卖玉器的和卖豆腐的能一样吗”——有些专家嗤之以鼻道。但是,我想说的是,离了玉,百姓能活,但没了豆腐,天下会造反!

网络对史学的冲击

试着预测一下未来,若干年后的人想了解现今我们的生活,他们还会像我们想了解古代生活那样去查阅如山的档案,去发掘腐朽的古墓,去翻阅尘封的典籍,去……吗?网络时代的来临,“草根文化”的崛起,巨量博客的涌现,生活中发生的事,从刷牙、洗脸、如厕、睡觉,到恐怖主义、外交、导弹、人造飞船,无一不在不被包罗在大千网络世界中。不管是“人肉搜索”还是“网络暴力”都使那些以前隐藏起来的东西暴露于阳光之下。或许,还有一些文件因为涉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或商业机密没有公布,但是,网络对未来史学的发展肯定会起到根本性的改变作用。或许,未来的史学会演变成“信息处理学”。

——注释——

对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详细看参见如下论文:魏楚雄:《挑战传统史学观及研究方法——史学理论与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美国及西方的发展》,《史林》2008年第1期;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郝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5期。

郝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87页。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66页。

  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54-155页。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68-72页。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序言。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21-29页,转引自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北京大学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5期,第109页。

  参见网页: 该网页附有大量的有关中韩两国对高句丽问题的争议;

  人民网:

  网易:

  1994年中国科研经费占GNP0.51%,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均为2.9%1993年中国科研经费为587.4亿元,仅为美国同期的4.2%。丁仕达:《关于“技术创新”的若干话题》,《中国建材》2000年第4期。

郝平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一文中,陶文钊在《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一文中都有提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经费情况。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

他曾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一笔三十一万元的奖金,以表彰他“将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与叙述故事的文学禀赋相结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文汇报》:

刘名卓、王洪涛:《史景迁:向美国人讲中国故事》,《大众报·周末人物》20078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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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人:《王子斤:把真的历史说给大家》,《长安魅》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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