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292008
 

 

 

Part 1, Q-3 English in Taiwan1640-1685

(马光)

早在1632年,在EICWilliam Cambell 就提议:若为促进中国的贸易发展,首先必须占领当时尚有荷兰统治的台湾。但是当时力量不敌荷兰。

 

1662年,郑成功夺取台湾。应郑氏要求,1670年英国派遣船只与郑氏开展贸易。

 

1672年,郑、英缔结贸易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为保障英国的对台贸易,免出口税,但英方须按进口物品的3%缴纳关税,以及售予郑氏所订购的物品,主要为军需品。

 

由于郑氏垄断,英方实际获利不多;再加上荷兰的妨碍,1673年与日本通商失败,英国逐渐降低对台贸易的期望。

 

1674年以后英荷纷争结束,郑氏趁三番之乱进攻中国本土,刺激了英国的贸易欲望。

 

1675年,郑氏允许英国人在郑氏势力范围内从事贸易活动。11月,英国正式在台开设商馆。1678年又在郑氏政权支配下的厦门开设商馆。

 

1679年,清政府再次另沿海迁界,郑氏受到致命打击。英台贸易大受影响,双方不断出现纷争。1681年贸易完全中断。1683年,郑氏政权为清朝所败,英国商馆也被清军占领。1686年,英国关闭台湾商馆,撤退馆员。

 

此后直到鸦片战争,英台之间基本没有贸易往来。

 

 

Part 2, Q-818世纪澳门在广州贸易中的地位

 

澳门的主要地位有两个:中转贸易站;暂时居住地。

 

1578始,葡萄牙得到广东地方政府批准于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外国商人在广州通商期已过,不能在广州居留,必须返回澳门。澳门因此成为外国商人的暂时居住地。

 

1685, 清政府宣布广东(广州)为对外贸易口岸,幷分别相应设立粤海关负责管理外贸船舶,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澳门的中国海关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并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后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

 

这样一来,澳门就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当时广州经澳门开往世界各国的航线主要有:1、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2、广州—澳门—长崎航线;3、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4、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5、广州—澳门—纽约航线。

 

但是葡萄牙却违反粤海关的规定,禁止其它外国商船停泊澳门。1715年后,葡萄牙以外的外国商船不再经过澳门,而是径驶广州附近的黄埔港,纳税于粤海关,受其检查。这样,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大为减色。

 

1717年康熙下令禁止商民往南洋各国贸易,但是1718年却准许葡萄牙人以澳门港为据点,继续与东南亚诸国进行贸易。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得以短暂的复苏。

 

1723年,雍正帝重新准许商人自由出入南洋贸易。

 

1727年,相继开放福建、浙江海禁,中国各港口的商船重又恢复同南洋诸国的贸易,澳门港的海外贸易又复衰颓,而且再也不能恢复了。

 

1757,独留广州一口通商,而有利于澳门对外贸易,但澳门对外贸易仍然难以恢复,每况愈下。

 

 

Part 2, Q-9, Roles of private traders the China trade in the 18th century

 

亚美尼亚商人

 

17世纪80年代中叶,亚美尼亚商人又趁中国开放海禁之际,打入了中国市场。一直活跃在澳门马尼拉印度航线。

 

作为一个独立阶层,亚美尼亚人的对华贸易活动,一般在大公司和殖民帝国的周边进行。他们同样受到亚洲所有私商所面临的限制。有时也享有一些特权。

 

私商往往经营不受东印度公司管制的茶叶。像对待其它许多在粤从事贸易的私商一样,华商只是到了每个交易季节的末尾,才会把落脚货赊贷处理给亚美尼亚人。

 

广泛地开展巡回贸易活动,经营的商品范围还是很大的,他们在印度建立了庞大的网络。

 

他们也有人做奢侈品生意,放高利贷,充当翻译,贸易融资。有些亚美尼亚商人后来深深卷入了澳门的鸦片贸易

 

亚美尼亚人多数是以高级船员、船长、大班、代理或私商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水手之类的身份出现。在整个18世纪,担任外国商船船长出入中国的,几乎都是亚美尼亚商人。

 

总结:到了18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商人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商贸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有澳门的殖民地限制,他们仍然在中国和外国市场之间建立了联系,为广州提供了必要的奢侈品,使得满清大员不再阻碍贸易继续增长;他们或以大班、船长、代理的身份随货同行,或以不同方式在华投资(包括商品贸易、向客商放贷、充当掮客或提供发货服务),使贸易得以不断繁荣。也有消极一面,为鸦片走私贩提供资金,为将其它禁品带入中国的走私分子提供关系,而且本身就在珠三角经营非法商品

 

二 穆斯林(摩尔人)

 

19世纪早期中国已经有不少摩尔人常年在广州,所以有了自己的商行。有人认为他们只是与其他私商同租一个商行。

 

穆斯林从开始就涉足贸易,乘坐自己的船只从印度来到中国,把货物运到中国再装到别的船上,他们为许多中国商人作船员。

 

在广州和澳门,水手供不应求的现在时有发生。高特水手行成员(ghaut serangs) 通常被成为“东印度水手”(Lascars),他们勤劳可靠,比起欧洲水手来,雇佣和供养费用都要少得多。穆斯林水手行提供服务,使商贸更加安全,结果是很多家庭在当地安家立业。

 

摩尔人事先借债给中国商人,在澳门和广州都直接放贷。

 

他们对孟买和中国在社会、慈善、文化、政治和知识等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巴斯人(Parsis)

 

巴斯人于1735年开始在印度经商。东印度公司允许英国和印度的私商在其公司的旗号下加入贸易。巴斯商人最初只是给英国公司做担保,继而开始和英国人合伙,逐渐打入银行、保险、房地产等领域,才开始独立经营并开设棉纺厂。他们也是最早从事商品零售的,他们和英国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活跃在多个政治协会之中。

 

巴斯商人最早是在1756年左右来华。在广州,他们一般只与行商打交道,主要分布在被称为Chow-chow的杂货商行中。澳门的巴斯人来自印度,以孟买为主。香港的巴斯人数量少,但是他们的影响大。

 

他们不但从事籽棉贸易,也是造船专家和船主。

 

他们也经营或包租快船来运送鸦片牟利。大鸦片贩子中,巴斯人占着不小的比例。在印度,巴斯商人是第一批从事鸦片走私的人,并一直保持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的巴斯商人约占来华外商中的三分之一,仅次于英国人,多于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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