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 172018
 

[提要] 元末明初,山东沿海频遭倭寇侵掠。明初,为防御倭寇,山东沿海地区设置了多个卫所。但从明中后期开始,史料中有关卫所设置年代的记载便多有相互抵牾之处,鲁鱼亥豕之误以讹传讹,给后人带来不少误解。在考证卫所建置年代时,学者多利用文献史料,而常忽略官印、碑刻等文物资料。通过综合利用多种史料,可厘正若干卫所建置年代:明代山东沿海新设的第一个卫应为乐安卫,而非乐安守御千户所;雄崖守御千户所应设置于洪武三十年,而非洪武三十五年或永乐二年;灵山卫、鳌山卫等卫应设置于洪武三十一年,而非洪武五年、二十一年、三十五年或永乐二年等。

[关键词] 乐安卫  雄崖守御千户所  灵山卫  鳌山卫  成山卫 山东海防

作者简介:马光(1985–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山东济南,250100)

按:卫所制度,国内研究非常成熟,很难有大的进展,更遑论突破性研究。对于本文,其中一匿名专家这样评价:“其中一些观点具有一定的推进意义,特别是作者利用以往少有关注的官印资料,是特别应当值得肯定之处”。对官印等文物的集中利用,大概是小文的一个特色。

原刊于《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 第124–132页 。PDF阅读与下载(任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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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山东沿海地区屡遭倭患。为加强山东沿海的军事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下令建置多个卫所。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山东海防建设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是在涉及卫所的设置年代时,或语焉不详,或疏于考证。[1]这就导致对卫所建置年代的错误认知,以讹传讹。当今社会修志、立碑中同样也出现了诸多类似错误。例如,1984年青岛市政府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雄崖所故城所立的碑石上刻有“明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建立的字样,2015年10月,又立碑将之改为“设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2008年荣成市在修缮成山卫城后,在新立纪念碑上赫然刻上了“成山卫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的字样。然而,这三个年代都是错误的。

当代出现这样的错误并非偶然,其实从明中后期开始,不同的文献对明初卫所的设置年代就已有不少的错误记载。例如,关于灵山卫的建置年代,现存史料中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让人莫衷一是。在考证卫所建置年代时,学术界一直苦于找不到关键证据而难下定论。所幸的是,本人最近陆续发现了以往学者所忽视的三方卫所官印和若干家谱,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本文拟利用官印、碑刻,再结合《明实录》、武职选簿、族谱等资料,集中考证争议性较大的乐安卫、雄崖守御千户所、灵山卫、鳌山卫等卫所的建置年代。不妥之处,尚请专家批评指正。

1984年,青岛市政府为雄崖所故城所立的碑石上刻有“明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建立的字样

 

 

 

 

 

 

 

 

 

 

2015年,政府又立碑将之改为“设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

 

 

 

 

 

 

 

 

 

 

2008年,荣成市在新立纪念碑上赫然刻上了“成山卫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的字样

 

 

 

 

 

 

 

 

 

 

 

 

 

 

 

 

 

 

 

 

 

一、元末明初山东倭患

明代山东沿海卫所主要是为防止倭寇侵扰而设,故在探讨卫所建置之前,我们应先来简单考察下元末明初倭寇在山东的活动情况。[2]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拥有长达约250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漫长的海岸线及其东突入海的地理环境使得山东海防建设极为困难,很容易成为倭寇袭击的对象。在明朝山东六府中,登州、莱州、济南和青州四府辖有临海区域。[3]山东是中国与日本、朝鲜来往的传统交通要道。元末明初,壹岐岛、对马岛又是倭寇盘踞的巢穴,对于倭寇而言,从日本出发,轻易就能渡海到朝鲜半岛,然后再渡海到山东等地登陆,转掠中国沿海。此条路线在当时航海条件下无疑是安全度最高、成本最低的选择,故山东成了首当其冲之地。

据目前所见资料,早在元代,倭寇就已开始侵扰山东沿海。《湖南宪副赵公神道碑》载,至元年间(1335–1340),赵天纲曾奏称“山东傍海诸郡,奸盗潜通岛夷,叵测上下,数千里无防察之备,请置万户府益都,出甲兵、楼橹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处。”[4]可知,当时山东沿海的奸盗之人与倭寇相互勾结,濒海之地颇受其害。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山东倭寇活动的较早记录。

从至正十八年(1358)开始,倭寇又开始“连寇濒海郡县”。是年,倭寇进攻辽东的金复州等地,纽的该奏请朝廷派人,“往赏赉而抚安之”。[5]二十三年(1363)八月丁酉,倭寇又侵掠蓬州,守将刘暹奋勇抵抗,大败倭寇,“至是海隅遂安”。[6]然而,沿海并没有像《元史》所记载的那样转而变得安定,事实上倭寇活动仍在继续。1366年,山南道廉访使月鲁不花、中顺大夫秘书少监揭汯等一行人在渤海湾铁山附近遭遇倭寇,众人顽强抵抗,但却不敌,致使月鲁不花及其妻妾、儿子等80余人都被杀害。被害人之多,令人震惊,足见倭寇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獗。[7]

明朝成立之后,倭寇并没有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沿海的山东、浙江、广东、福建、辽东等地是倭寇侵掠的重灾区。山东沿海倭患,尤以洪武、永乐两朝最为严重。洪武元年,“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8]洪武二年(1369)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居民男女而去。” [9]洪武二年(1369)四月:

戊子,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诏以德有功,故升之……仍命德领兵往捕未尽倭寇。[10]

苏伯衡在《王铭传》中记载翁德等人在海门县之上帮遭遇倭寇,“及其未阵,麾众冲击之,所杀不可胜计,生获数百人以献”。[11]二者所记史实略同,只是苏伯衡言“生获数百人”似乎多有夸张。

洪武三年五月,倭寇掠温州中界、永嘉、青岐、东鹿等地,山、辽、闽、浙等处咸设备倭重臣。[12]六月,倭寇侵掠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又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兵捕之,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13]洪武四年六月,倭寇侵犯胶州,劫掠沿海人民。[14]洪武六年三月,令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进犯莱、登等地。[15]七月,倭寇侵犯即墨、诸城、莱阳等县,沿海居民多被杀掠,诏近海诸卫分兵讨捕之。[16]由此可见,洪武初期,山东沿海几乎每年都遭遇倭寇的侵掠,可谓倭寇掠夺的频繁期。这一时期,山东所遭遇到的倭患应明显比其它地区严重,以至于洪武二年明太祖在给日本的第二份诏书中就特别提出山东倭患严重,要求日本禁倭。[17]洪武七年之后,终至永乐初,除了洪武二十二年(1389)和三十一年(1398)有倭寇侵扰记录之外,其余年份均未见有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倭寇已暂时平息。同时,沿海其它地区的倭寇活动也相对平息。[18]

永乐年间,山东遭遇倭寇侵犯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有时规模较大,造成的危害异常严重。例如,永乐六年,倭寇成山卫,掠白峰头寨、罗山寨,登大嵩卫之草岛嘴;又犯鳌山卫之羊山寨、于家庄寨,百户王辅、李茂被杀;不踰月,倭寇又进犯桃花闸寨,郡城、沙门岛一带被倭寇抄略殆尽,百户周盘被杀。[19]倭寇袭破宁海卫,杀掠甚惨,而指挥赵铭等守将却畏葸不前,剿倭不力,之后又虚报杀获贼数,欺诳朝廷。为此,永乐帝龙颜大怒,遂将多位守将官分尸示众,以儆效尤。[20]十二月,永乐帝命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瑄率舟师沿海捕倭。[21]

永乐七年三月壬申,柳升奏率兵至青州海中灵山,遇倭贼,交战,贼大败,斩及溺死者无算,遂夜遁。即同陈瑄追至金州白山岛等处,浙江定海卫百户唐鉴等亦追至东洋朝鲜国义州界,悉无所见。上勅升等还师。[22]对于这次大倭患,朝鲜方面的资料也有相关记载相呼应。永乐七年三月,倭寇二十人驾驶两艘倭船逃窜至朝鲜庆尚道国正岛,被庆尚道水军佥节制使金乙两等人捕获。刚开始,倭寇谎称自己并非倭寇,而是贸易商,并展示出日本宗贞茂所给的两张行状,真假难辨。但是,朝鲜水军发现“舩中所载,皆是中国之物,且有大明靖海卫印信”,于是判定这些人一定是倭寇,遂将之逮捕,最后“尽诛之”。[23]从时间上来看,这些人很可能就是被柳升等人追捕的那批倭寇。

在随后的近一个半世纪内,山东沿海除了在正统五年(1440)和正德十年(1506)发生过倭寇侵袭事件外,其它年份均无相关记录,这一时期的山东可谓安享太平。然而,正德十年的这次倭寇事件十分严重,据载当时“倭舟至以千计”侵袭沙门岛及大竹、龟矶诸岛,火光彻南岸,以致郡城戒严。[24] 1540–1566年间,中国沿海大约有267次倭寇侵袭事件,[25]而山东地区在此期间仅约有8次,[26]故相比东南沿海的大倭患而言,山东倭患并不为重。正是因为此,驻守山东的官兵常被调去支援东南沿海靖倭。例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山东民枪手六千人被征募到嘉定等地抗倭,[27]三十五年(1556)山东与河南等地的八个卫被调往南京护城。[28]

在倭寇不断侵扰的情况下,明初山东沿海卫所逐步发展完善。相比东南沿海而言,洪武初年山东的海防建设并没有受到太大重视。洪武十年之前,山东沿海仅有四个沿海卫,且之后二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直到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才认识到山东海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便下令在沿海一口气增设了七个卫和两个守御千户所,大大增强了山东海防力量。对于这些沿海卫所体系,目前学术界已有较多的研究,但在若干卫所的设置年代问题上,尚多有不足之处。鉴于此,本文集中考证乐安卫、雄崖守御千户所、灵山卫和鳌山卫等几个争议较大的卫所设置年代。

二、乐安卫与乐安守御千户所

据目前资料所见,明朝在山东沿海新设的第一个卫可能应为乐安卫。《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将军徐达攻下乐安后,“置乐安卫”。[29]以《明实录》的可靠性而言,乐安卫的设置似乎没有疑议。然而,其它几种史料的不同记载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证这条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嘉靖《山东通志》称洪武元年建置的是乐安千户所。[30]嘉靖《武定州志》称“明洪武元年置乐安守御千户所。六年始改棣州为乐安州,是年已置乐安守御所,此则未详,或曰州惟旧乐安郡也”。[31]天顺《大明一统志》称“直隶武定州守御千户所,在州治南,洪武元年建,为乐安千户所。宣德元年改为武定”。[32]崇祯《武定州志》也称“洪武元年置乐安守御千户所”。[33]这四种明中后期的史料都称洪武元年建置的是乐安(守御)千户所,与《明太祖实录》所称的“置乐安卫”显然有异。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我们需要再参考其它史料方可弄清真相。《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闰七月己酉,“大将军徐达等师次临清,……又檄守乐安指挥华云龙将兵从征”。[34]此处,未指明“乐安”是卫还是千户所,但是根据后面的“指挥”官职来判断,这里的“乐安”应为卫,非所。再看同年八月癸未的记载:

诏大将军徐达置燕山等六卫,以守御北平。徐达遂改飞熊卫为大兴左卫,淮安卫为大兴右卫,乐安卫为燕山左卫,济宁卫为燕山右卫,青州卫为永清左卫,徐州五所为永清右卫。上以元都既免,遂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师取山西别留兵三万人,分隶六卫,令都督副使孙兴祖、佥事华云龙守之。[35]

洪武二十四年(1391)正月戊申也载“于邳、徐、滕、兖、济南、平山、德州、乐安及北平都司属卫遴选精锐军士训练以备边”。[36]以上《明太祖实录》中多次出现的记载明确表明了乐安卫的存在。

但是,《明太宗实录》及其后的实录中却又出现了乐安守御千户所的记载。例如,永乐六年(1408)十月戊子,“改蔚州、德州二卫及乐安守御千户所俱隶北行后军都督府”,不再隶属于山东都司。[37]这说明乐安卫曾被改名为乐安守御千户所。初刻于洪武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载有“乐安千户所”。[38]若《诸司职掌》记载正确的话,那么乐安卫似乎应该在洪武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之间被改为乐安守御千户所。

宣德元年(1426)八月,受封于乐安州的汉王朱高煦谋反,宣宗亲征,迅速将叛乱平定,贬朱高煦为庶人。八月乙酉,谕令置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德州卫前千户所官军实之。九月辛亥,又置武定州守御千户所吏目一员,设首领官。八月癸未,改乐安州为武定州。九月戊戌,谕令造武定州等衙门印记。乙酉,乐安所的官兵因追随朱高煦谋反而被调往甘肃备御,命武进伯朱冕等调青州中护卫军于辽东诸卫,崇信伯费瓛等调乐安千户所军于甘肃甘州备御”。[39]

从以上资料分析可知,洪武元年设置的当为乐安卫,洪武二十四年至洪武二十六年之间,乐安卫曾被改名为乐安守御千户所。宣德元年朱高煦被平叛之后,宣宗将乐安守御千户所原有官兵调往甘州,并将之改置为武定守御千户所,仍直隶后军都督府。[40]嘉靖《山东通志》、嘉靖《武定州志》、天顺《大一统志》、崇祯《武定州志》之所以将洪武元年设置的乐安卫误认为是乐安(守御)千户所,显然是因为不了解其名称曾有变化之故。这种误解同样也发生在当今学者身上,导致他们根据明中后期的史料来否认《明太祖实录》记载的正确性。[41]

三、雄崖守御千户所设置年代

关于雄崖守御千户所的设置年代,史料有不同的记载。万历《即墨志》载“浮山所在县南八十里,雄崖所在县东北九十里,俱洪武三十五年设”,[42]《明史》言其于“洪武中置”,[43]乾隆《即墨县志》称其为“永乐二年设”,[44]而同治《即墨县志》则载“雄崖所在县东北九十里,永乐二年设”,[45]但该书不同页又言“雄崖所城,县东北九十里,明洪武三十五年设”,[46]自身前后矛盾。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雄崖所建置沿革志》称“雄崖所城,明洪武三十五年设”。[47]

1 明代雄崖所、灵山卫和鳌山卫等诸卫所分布图[48]

图 1 雄崖所、鳌山卫和灵山卫等诸卫所分布图

以上文献记载中的诸多说法,多有矛盾之处,让人莫衷一是。所幸的是,现存有一枚“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印”,印台有刻款“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印,礼部造,洪武三十年二月日”。该官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物证。

2 “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印”刻款[49]

图 2 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印 -1图 2 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印 -2

为了从这方官印中推知明代卫所建置年代,我们首先应讨论一下明代的造印制度。洪武初期,明朝便设有铸印局,专管铸造内外诸司印信。级别不同的机构,用印的材质、形状和尺寸等样式也多有不同,与军事相关机构的官印规制主要如下:

1 明朝部分官印样式[50]

部门 官阶 印制
六部、都察院、在外各都司 正二品 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
京卫、在外各卫 正三品 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
各卫千户所 正五品 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
在外中都留守司经历司、断事司,各都司经历司、断事司,各卫百户所、长官司 正六品 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
在外各卫经历司 从七品 铜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
各巡检司 从九品 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
以上官印俱直钮、九叠篆文
总制、总督、巡抚等项,镇守及凡公差官 铜关防,直钮,阔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

注:万历《大明会典》卷79《礼部三十七》,万历十五年(1587)内务府刻本,第11-15页。

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天下要冲及边防去处,奉旨创立卫所,即便行移礼部铸印”,[51]“其有改铸、销毁等项,悉领之”。[52]由此可知,下令建置卫所的同时,朝廷会依照上述样式造刻官印。例如,朵颜卫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立,是年便造刻官印。“朵颜卫指挥使司之印”和“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黑龙江省博物馆,两印均刻有“洪武二十二年五月日”等字样。[53]再如,秃都河卫指挥使司设置于永乐六年(1408),是年造刻官印。“秃都河卫指挥使司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印台有“永乐六年正月 日”等字样。官印主要是用于处理日常事务之用,一旦铸造,若没有特殊情况,如磨损严重、官职变化等,则不会轻易更换: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开设各处衙门,合用印信札付,铸印局官依式铸造给降。其有改铸销毁等项,悉领之。弘治十四年,议准在外大小衙门印记年久印面平乏,篆文模糊者,方许申知上司,验实具奏,铸换新印。

若是印记新降不久,并未有磨损的情况,“虽已铸换,仍将申官治罪”。[54]例如,威海卫的多方官印就曾使用了百余年,后因时间太久磨损严重,才不得不于正德六年请求重新铸印。[55]因此,官印是判断卫所建置年代的一个非常可靠的重要参考依据。

除官印外,尚有族谱可作为佐证资料。道光即墨《谢氏族谱》载,其二世祖谢敬(官保)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钦除山东管垛集军百户,六月十五日到莱州卫,蒙魏国公拨附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本年七月初一日到所”。[56]从中可以看到,雄崖守御千户所至少在洪武三十一年之前已经设立。

官印再加上族谱,我们可以推断出,雄崖守御千户的设置既不是洪武三十五年,也不是永乐二年,而是洪武三十年。

四、灵山卫设置年代

灵山卫,在胶州城东南90里(今胶南市)。关于灵山卫的建置年代,据目前所见史料至少有四种不同记载:(1)洪武五年说。乾隆《灵山卫志》称“明洪武五年(府志、旧志皆作三十五年,误)魏国公徐达(府志作徐辉祖)调指挥佥事朱兴筑土城,以备倭”,[57]道光《胶州志》载洪武“五年魏国公徐达调指挥佥事朱兴筑灵山卫城备倭”。[58](2)洪武二十一年说。天顺《大明一统志》称灵山卫为洪武二十一年建,[59]嘉靖《山东通志》载灵山卫于“洪武二十一年建”,[60]康熙《胶州志》也称灵山卫“洪武二十一年建置”。[61](3)洪武三十一年说。《明太祖实录》称灵山卫建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62]《明史》载“东南海口有灵山卫,又有安东卫,俱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置”,[63]乾隆《胶州志》称灵山卫为“明洪武三十一年置”。[64](4)洪武三十五年说。万历《莱州府志》称“灵山卫城,洪武三十五年建”,[65]乾隆《­莱州府志》载“灵山卫城,明洪武三十五年魏国公徐辉祖调指挥佥事朱兴筑土城,以备倭”。[66]

除了以上文献记载之外,目前尚存一方“灵山卫中千户所百户印”,上面刻有“礼部造,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日”等字样。

3 “灵山卫中千户所百户印”实物与拓片[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