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292014
 

摘要:本文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後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博彩業與粵港兩地博彩業早期關係為“此興彼衰”,而到了民國初期,澳門博彩業則為較少受到或不受粵港兩地賭博政策的影響,這種關係轉變的深刻原因更是值得考究。

關鍵字:澳門博彩;辛亥革命;香洲開埠;立憲運動;廣東博彩

結論:本文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後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博彩業與粵港兩地博彩業早期關係為“此興彼衰”,澳門博彩業較大程度上受到粵港兩地政府弛禁賭博政策的影響,甚至兩地的賭博政策關乎澳門博彩業的生死命運。而到了民國初期,由於大部分賭商實行狡兔三窟的策略,分別在澳門和廣東開設店號,廣東省的風聲不對,就轉往澳門繼續經營,極大地降低了開賭館的風險,此時的澳門博彩業則為較少受到或不受粵港兩地賭博政策的影響——廣東的禁賭和開賭,對澳門的博彩業已不再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澳門政府只等坐收漁利便是了!

後記:此文係提交給2011年9月份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的“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屆學術年會”的會議論文,第一作者為胡根先生。論文的架構、思想等均來源於胡先生,而我只是做了一些後期文字的技術處理工作,其實是不夠資格成為為作者的。2012年5月我離開澳門後,對於該論文集的出版詳情並知曉楚。2014年4月,再次訪問澳門時發現了這本書,更令我驚喜的是我的名字竟然忝列其中,這不得不感謝胡先生的大度與提攜。 胡根先生曾師從湯開建教授,專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的出版奠定了其澳門博彩業研究的重要地位。胡先生雖身為顧問,但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一直熱心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實屬難能可貴。在其積極推動下,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的年會如今已經連續舉行了十二年,每年均出版有《澳門歷史研究》專輯。2014年第十三屆澳門歷史文研究會也將於9月舉行,擬定的主題為“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希望諸位有興趣的專家學者積極參與。

出版信息:胡根、馬光:《辛亥革命前夕的澳門博彩業》,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版,ISBN: 978-99965-2-048-8,第480-4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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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前後的澳門博彩業

(胡根*   馬光**

澳門的博彩業由來已久,據考早在1810年,爲了給葡萄牙人開辦的慈善組織——仁慈堂籌募善款,澳門政府於該年就已經批准發行西式彩票了。[1]1846年2月,當時的澳門總督比亞度就發出了准許開設番攤賭館的總督訓令,後來其繼任者亞馬留總督把中式賭博,如番攤、闈姓、白鴿票等加以合法化。[2]從此,澳門的近代博彩業從此得以迅速發展,最終成為了近代澳門政府稅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澳門博彩業史是近期“澳門學”研究中的一個頗為熱點的論題。近幾年有幾位專家學者相繼投入了這一課題的研究,將澳門博彩業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更深的層次。然而,對於澳門辛亥革命前後澳門博彩業的整體發展情況,學界尚付之闕如。本文擬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來展現辛亥革命前後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

澳門與粵港:博彩業此興彼衰

粵港澳地區緊密相連,早期的澳門博彩業受到粵港兩地的影響頗大:兩地若禁賭,則澳門的博彩業就興旺發展;兩地若弛禁,則澳門的博彩業就會陷入窘境。概而言之,澳門博彩業與其他周邊地區,尤其是與廣東的關係可謂“此興彼衰”。

劉坤一、張樹聲治粵時期(1877-1884年),粵省實行禁賭政策,而澳葡政府卻看准時機將賭博全面合法化,公開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等粵人喜好的賭博,同時允許在市區和離島售賣鴉片煙,形成“黃賭毒一條龍”。此舉一出,內地賭徒紛紛到澳門搏殺,形成了澳門賭業的有一個高峰期。1880年8月1日的《申報》曰:

彼澳門西官以為人棄我取,粵省香港既已禁止凈絕,則賭徒之生業頓無所賴,然平素恃為生涯,而一旦棄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門舊有賭館,有不絡繹趨赴者乎?合省港於澳門,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乎?此所以每年繳賭稅有百數十萬之多也。[3]

《申報》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澳門的賭博“以三合一”,怎麼會不更加興盛呢?澳門博彩業的興盛也可以從不斷提高的承充費中得窺一斑:

光緒四年以期滿加價,復充三年,繳葡萄牙軍餉六十萬金,名曰時和闈姓公司。光緒七年又以期滿加價,復充三年,繳葡萄牙軍餉九十萬金,名曰怡安闈姓公司。是省城商民及四鄉州縣往澳門投買闈姓者,仍不能禁止,而愈開愈熾。[4]

中法戰爭爆發後,廣東為加強軍備,所需錢款甚多,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在此形勢下,下令招商承充闈姓,以資軍需。此政策一出,即吸引了許多賭商從澳門北上逐利,回到內地重新開業。

廣東闈姓的賭博再次復蘇,此舉對澳門的闈姓賭博打擊甚大。最明顯的例子是祥興公司東主黃成興於1884年5月投得澳門、氹仔和路環闈姓之後,因廣東弛禁而大失預算,被迫放棄已經到手的承充權。1885年3月《申報》有這樣的報導:“聞澳門闈姓館於去臘尾緊閉門戶,席捲一空,凡業經投標者無由追問矣。”[5]同時,澳門政府的闈姓收入也驟降,如下圖所示:

據圖分析可知,澳門政府的闈姓彩票收入在1882-83年和1883-84年都超過了18萬元,1884-85年更是高達30.06萬元,但是到了1885-86年卻驟然下降到了10萬元,還不到1884-85年的三分之一,而1887-89年間的收入更是跌倒谷底,祗有3.06萬元,祗是廣東未開闈姓前的十分之一而已,跌幅甚大。[6]

闈姓生意在這段期間雖然受到掣肘,但是以番攤為主的雜賭卻依然旺盛。1887年途徑澳門的葡萄牙貴族阿爾諾索伯爵在其回憶錄中提到:

在華人區裏有許許多多的從事番攤的賭館,賭館裏點著燈籠和蠟燭,白天全天對外開封,晚上一直營業至午夜。[7]

這時期的番攤博彩稅收,也能保持穩中有升,從110500元增加到119260元。[8]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闈姓賭博收入驟降而其他賭博收入卻穩中有升的怪現象,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受到了廣東省闈姓賭博弛禁而其它賭博並未開放的影響。

不久,隨著李瀚章的被查辦和開缺回鄉,粵澳兩地的賭業形式又發生了逆轉。1895年正月馬丕瑤就任廣東總督後,開始實行禁賭政策,並在同年10月在澳門的報紙上宣佈廣東當局嚴禁賭博以肅清盜源。[9]此項措施對澳門的博彩業無異於久旱逢甘露:

自省城禁絕番攤之後,澳之攤館十六家,異常熱鬧,每至燈時,幾無坐立之處。蓋城鄉來澳之眾,多有賭癖也。連日闈姓各廠,更為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京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延至夜分,猶然逼塞一堂,非負雄力者不能求立足地。[10]

從以上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廣東的賭博政策瞬息萬變,而澳門的政策則十分明朗、穩定,澳門也就逐漸成為了中國最大的賭埠了。及至1897年,闈姓賭博已悉數集中在了澳門,“唯刻下省垣已無闈姓廠。嗜賭之輩,均向澳門購買”。[11]

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

清末的香洲“開埠”,在粵澳關係史上是一樁重要的事件。究其原因,既與中葡就澳門劃界事務的爭議有關,亦涉及禁賭問題。

香洲是清代廣東對外開放的九個商埠之一(其餘八個為廣州﹑潮州﹑瓊洲﹑北海﹑拱北﹑三水﹑江門﹑臺山公益)。與香洲同時“開埠”的還有臺山公益,均為兩廣總督張人駿批准開辦。[12]其實,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間,盛宣懷等就曾打算在澳門對面島開設商埠,但此議受到廣東地方官員和百姓的反對,未獲朝廷允准。外務部在回電呂海寰﹑盛宣懷時說:“澳門對面島請開商埠,粵省督撫及香山縣百姓均不樂從,此條斷不可允。”[13]

香洲舊屬香山縣(現屬珠海市),光緒三十三(1907)年,清政府實施“新政”,鼓勵華僑實業家回國投資。次年(1908),邑人王詵和美國僑商伍于政計劃集股在香洲開埠,於1909年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出現一場威脅澳門博彩業乃至整個澳門生存的“香洲開埠”危機。

“香洲開埠”立約時,曾表示要永遠禁賭,但香洲開埠需要集股,很多商人其實是想在香洲另起爐竈,與澳門博彩業爭一日之長短。但是,廣東禁賭之聲日益高漲,清廷又沒有弛禁賭業的跡象。據《香山旬報》載,香洲開埠工程開展不久後,就有商人向兩廣總督袁樹勳提出申請,希望“弛賭禁”。此說立即引起民間禁賭人士、團體和輿論的反對。有輿論認爲,這樣做只會使新成立的香洲商埠變爲第二個澳門。[14]

廣東勘界維持會在省城廣州舉行的會議上,有商人以遏制澳門爲名主張香洲開賭,但馬上招來一片反對的聲音。《香山旬報》第八十期刊登了一段署名為“民聲”的時評,力斥其“不智”,不但不能夠影響澳門的賭業,反會損害香洲新埠。文章指責說:

以爲香洲開賭,足以奪澳門之利,而張香洲之勢,此真童雅之言也。夫當禁賭時代,而倡開賭之說,已非人情,然香洲開賭,確足以制澳門之命,猶可說也,乃按之事實,適得其反,諸公試思之,我國處處有賭,時時有賭,何嘗損澳門分毫之利益,又何論香洲一隅之地乎?香洲以新闢之地,商務未盛,而竟導人以賭,香洲商務之蒙損害者,爲至多且巨也。[15]

在這一時期,香山縣境內賭風日熾,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影響甚烈,報章時評:“大黃圃賭風甲於別鄉,雖經地方紳士屢次升紅請示禁止,然皆視若等閑,警界內所設諸般賭博皆備,如北帝廟等處尤衆,近更各藥材店,亦多有喝雉呼盧。”該斷時評挖苦主張香洲開賭的人:“某君倡議,由香洲埠設賭以抵拒澳門,毋乃該鄉人亦作是思想耶。”[16]

香洲開埠對澳門當然會有巨大的影響,由於受到中方的壓力,以及廣東尤其是香山縣民衆的抵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澳葡政府在這段時期入不敷支,財政困難,仁慈堂彩票無人肯投充承餉。香洲醖釀開埠之初,澳門的華商就曾經與葡商共同商議對策。會議建議葡國方面採取五項措施以挽危局:一、速飭勘界大臣來澳;二、授全權與澳督,一切章程便宜施行,不爲遙制;三、廣澳鐵路事速行;四、將1904年在上海所立之約從速批准互換;五、准澳門立即興工浚築內河。[17]葡人社會對香洲開埠一事也非常緊張,認爲此舉會對澳門社會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18]澳葡當局惟恐當地商民離澳遷往香洲,在勘界問題上被迫退讓。[19]中國民眾憤怒的聲音,也迫使清廷不得不對葡萄牙人的擴張要求予以拒絕,葡國的勘界大臣馬楂度在1909年10月30日的日記中提到:

(高而謙)顯然為會社的恐嚇和對煽動暴亂行為的擔憂所困擾。否則的話,我相信他可能會讓步。他認為我更有影響和駕馭局勢的才能,所以請我想一個中國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在他看來,此事對我們來講其利益和重要性根本無法和對中國的相比,在那裏它可能會招致嚴重的事件。[20]

屋漏又逢連夜雨,因受內地官民的抵制,由內地前往澳門的旅客人數劇降,番攤賭館、人力車、豬肉攤販等行業慘淡經營,與澳葡政府為稅務問題發生矛盾,導致人力車伕罷工,肉行要求減稅。[21]1910年3月22日的《華字日報》稱:“澳門倒閉之商店:聞澳門生意極淡,寶生銀號、順合當押及致新洋貨店,皆已先後倒閉。”[22]

宣統三年(1911)年初,粵督張鳴岐親到廣東自治研究社,與諸紳商討論禁賭問題,先由張鳴岐對衆人“陳說禁賭之必要,及勉勵紳商各宜擔負責任,以補官力所不及,並申明定期三月初一日概行將賭禁絕,決不展期。”會上有人提出:“若粵省禁賭,而澳門不禁,決無效果,應請制憲照會澳督,一律施禁,利權不至外溢。”[23]張鳴岐隨即問各紳商有何禁賭善後條陳?眾紳商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