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142013
 

政商化,带给当时中国的弊端就是让官僚体系腐朽,让商业出现不平等的竞争,特别是在抗战结束后,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化,向心力瓦解,其报复性地追求暴利,特别是官员赤裸裸的寻租行为产生大量的贪官集团,让政府丧尽民心,虽然最高统治者意识到这弊端,并想解决,无奈政商结合已经凝固,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无法改变只能随波逐流。短短三四年,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崩溃,撤离了大陆。这些弊端被后来政权所意识到,可惜是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法彻底取消了私营工商业,以此断绝商业和政治勾结,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系统。可惜的是这样的体制出现了新的问题,社会僵化,经济枯竭,发展停滞,甚至普通民众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不得已到了上世纪末期 重新开放了私营,而政商在中国再度出现,而且丝毫不亚于前一代政府。

——摘自书评

插语:

我与冯筱才教授只有过一面之缘。2007年夏,那年我大三,去了一趟复旦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去复旦,也是第一次去上海。坐火车从兰州到上海,说是千里迢迢一点也不算夸张,更何况是慢车。去了复旦,正赶上某位教授组织的国际会议,会场是在光华楼。幸运的是,我要拜访的这位教授让我去旁边了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这个并不太宽敞的会议室内,竟然拥挤着好几位来自中、美、日等国著名的近代金融市场、经济史专家,一些以前在书中才能读到的大牛一下子就“真人现身”到了眼前,还是让我这个小学生大开眼界了。

在那个会议上,冯筱才教授估计应该是最为年轻的发言者了,但是他的发言却引起了众人的重视和关注。有些人,言谈举止中都闪耀着才气和睿智,冯教授显然属于这类人。他当时所讲的具体内容我忘了,只记得是与民国某个大企业家相关的,并讲了学界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的突破。那个大企业家的后代后来也到了会场,她谦虚地说略备薄宴,以示对诸位专家的尊重和感谢。

会后,我找到了冯的两位研究生聊天,问问他们的看法。具体内容也忘了,只记得他们给我讲冯的研究路数与另外一个教授的差异,并说冯以后会执这个领域的牛耳的。能否执牛耳上不好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近代金融史、企业史等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比如这本《政商中国》,应该会在学界甚至在社会上激起不小的波澜。

六年之后,当我第六次去复旦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站在同样的会场做了一个报告,而此时,冯教授却已经调职到华东师范大学了。

信口开河容易,君不见有些人一天洋洋洒洒就能写几万字。但是史学著作不比小说,它最讲求“真”,“言必有据”是其最最基本的要求,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此,其书才有长久的生命价值。据闻,冯教授的这部书是建立的18年来辛勤访求史料的基础上而成。十几年的耕耘,恐怕只有写过学术书的人才能体味其中滋味。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作者: 冯筱才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9

页数: 304

定价: 38.00

ISBN: 9787509749319

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矛盾,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

——吴思

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这本《政商中国》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史料发掘及研读堪称一流,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

——杨奎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改革年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
晚清变局中的官僚与商人
从洋行买办到宁波帮领袖
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二品道台”的官场交游
近代商团之滥觞:华商体操会
捉襟见肘的“两江新政”:南洋劝业会
不同篮子里的鸡蛋: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身份资本、官僚政绩与政商形成
【第二章】革命转换之关键人物(1911—1914)
革命推手:虞洽卿与江浙光复
从陈其美到程德全:协助上海财政
“二次革命”中虞洽卿的态度
“安慰”革命者:资遣党人
动荡时局中的政商经纪人
“革命”、秩序与政商
【第三章】“爱国时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
虞洽卿与救国储金运动
段祺瑞的总商会会长:“五卅干城”
“国家主权”与虞洽卿的商业帝国
民族主义商业战略的双刃效应
【第四章】北伐前后的“左派资产阶级领袖”(1926—1927)
“左派资产阶级领袖”与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
从二次暴动到三次暴动:“民众领袖”的变化
中共对联虞政策之争论与反省
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
【第五章】委员长的代理人:南京时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
为蒋介石募款
“商界领袖”的政治客串
虞蒋关系的政商回馈
威权政治、代理人与政商
【第六章】战争年代之政商现形记(1937—1945)
在孤岛上海
回归商人本位:虞洽卿在“大后方”的生意
条子、面子与银子
结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内容简介

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政商关系问题是绝对绕不开的,本书运用新发掘的一手历史档案及公私史料,全面重建虞洽卿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的经历,对20世纪中国上半期的政商问题做一贯通性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大约从1940 年代开始,学术界及舆论界对虞洽卿的描述、讨论与评价就极多。大致来看,学者笔下的“虞洽卿”大致上是三幅不同的面貌:江浙财阀、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概念标签,从一开始就被人选择性地贴在虞洽卿的身上,但无一例外地都与意识形态政治有关。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虞氏的个人历史,“政商”也许是最适用于他的身份定义。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从1891年-1945年,对虞洽卿及其所经历的几代政府的关系逐一分析,描述这种合作关系是如何逐渐强化和巩固,成为近代中国的“潜流”,并建立起一种隐性“政治结构”的。而这种关系,也深深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读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另一个角度。

政商之路(书摘)

撰文:冯筱才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在重庆逝世,这正是中国政治大变动的前夜。三个多月后,中日战争宣布结束。次年11月,虞洽卿灵柩由其创立的三北轮埠公司派轮从重庆运到上海,报载消息称有上万人到黄浦江边恭迎。24日,“阿德哥”大出殡,仪式仍然盛况空前。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赐予“乡国仪型”四字挽额,并专门来电表示敬意。 国民政府文官处也送来破例专门制作的褒扬状:

虞洽卿秉性忠诚,志识明达,早岁旅居沪滨,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抗战军兴,间关西来,耆期爱国,曾不后人。兹闻病逝,悼惜良深,应予颁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储,宣付国史馆,用彰硕德,而励来兹。此令。

但此时的上海已今非昔比:他的江湖基地—租界早就不复存在,以他姓名命名的大马路也改为“西藏中路”;他的一些多年老友,如闻兰亭、袁履登等人,则在“肃清汉奸”运动中下狱;这个远东第一都市的政治权力体系、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均面临巨大的变化。在由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银行公会、轮船商业公会、宁波同乡会等10大公团主办的虞洽卿追悼会上,当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致完辞,虞之密友、上海商会理事长王晓籁站对着麦克风大声高呼“请吴市长宣布恢复虞洽卿路”,当场赢得掌声一片。吴则表示此事要先由市参政会讨论后送市政会议表决。

为恢复虞洽卿路名,据说曾有“万人联署”, 但是当宁波同乡会将这个申请书送到上海市参政会时,并没有多少人表示赞成。据说虞洽卿家人想挽请王晓籁出面游说仍将西藏路恢复为虞洽卿路,作为条件愿意从其遗产中捐出部分用作修路费用。 结果无法如愿,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想以宁波路一段加以命名,又被市政会议否决。最后无奈之下,当局准备在偏远的江湾选择一条马路,改为“洽卿路”。 但是就是这个想法,也遭到江湾区参议员的反对,理由是虞洽卿“一生事业多在上海,与江湾风马牛不相干,如上海纵横百十条马路中,匀不出一条来命名,而反向区区江湾动脑筋,事情未免滑稽。” 其实,要说虞洽卿与江湾没关系,也是抹杀事实。如前所述,虞氏早在1908年就在那里建设“江湾跑马场”,两年后又办万国体育会。只不过当年挟官自重,低价圈地,本来就得罪了当地乡绅,现在当然不会买死人的面子了。尽管此时,虞家三子其实分别都在努力经营自己的政商关系,余威尚存。 但至少虞洽卿在上海滩的风光已经不再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更加能够反映时代的变化脉络。虞洽卿丧礼余音未了,财政部直接税局就派人到上海、宁波、重庆等地调查其遗产,准备向其子女征收遗产税,这引起不少人的感叹,有人甚至说,他的后裔如果想起从前在上海那种“税不及虞门”的声势来,一定会黯然神伤。 到1948年8月,蒋经国以“上海经济副督导员”身份到上海“打老虎”。虞洽卿三子虞顺慰居然与杜月笙儿子杜维屏等人一起被扣押起来,理由是三慰公司违反当时的经济管制方案。其实这件事背后从更深层次来看,意味着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与上海“精英”的合作模式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更加重要的则是政商关系也已全面改观。

到1949年之后,虞洽卿之前建立起来的那些政商资源,似乎全成为一种政治负资产。不但他的家属后来被迫要为这个“反动历史人物”承受无数的苦痛,其形象也被一再妖魔化。到1959年,虽然虞洽卿已经死去10多年了,但是宣传者们并没有忘记他,5月23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新旧社会对比的文章,提到旧社会上海的罪恶时,提到了“西藏路”的名称变迁:

帝国主义曾经吹吹打打地把这条马路改称“虞洽卿路”,使上海马路除了戈登路、福煦路、金神父路等等之外,还与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联系起来。可是虞洽卿是谁? 虞洽卿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头目,蒋介石的扶持人,工部局镇压工人运动的帮凶。

这些被贴在虞洽卿身上的政治标签,尽管充满了时代的硝烟味,但是这条马路命名前后的故事,确实就像一个隐喻,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一条潜在线索。

政商共同体

虞洽卿早年即富于政治投机。他依附于南北洋清廷改革派新势力,如南方的刘坤一、端方等,北方的袁世凯,成为上海有名的洋务要员与政府经济助手。其著名事业,无论是中外交涉,还是举办华商体操会、南洋劝业会等,其实都与当时政府官员的政绩驱动有关。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由于满汉对立已极端化,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得到了汉族绅商的支持,虞甚至一手推动苏浙两地的光复,为了解决地方临时政府的财政问题亦四处奔波。这种行动,既代表商界维持基本秩序,也有建构新的政商关系的动因。当北洋政府试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内外政治困境时。虞也积极合作,在上海先后推动数次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但无论是作为1915年的救国储金的领导者,还是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经济后台,其行动,既是对当时中央政府的呼应,也富含个人商业利益的考虑。

但是,1926年之后,国内政治局势已与北洋时代大不相同。虞洽卿在“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站在了南方势力一边,尤其是与蒋介石恢复了关系,甚至在暧昧时局中,他亦与中共建立了联系,一度曾经成为中共属意的上海“民众政府”领袖。但究其实,虞洽卿的思想中,并无太多意识形态的成分。当蒋介石举起“清共”的招牌,虞立即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商人的“政治投机”,只不过这种投机,往往是形势已经比较明朗的政治选择。这种情况类似于台湾舆论界所谓“西瓜靠大边”, 大陆的老百姓可能更喜欢戏称为“傍大款”,只不过这里“傍”的是拥有雄厚武力的政治大款。1927年之后,虞洽卿充当了蒋介石在上海的代理人。无论是在财政筹款,还是法团操纵,乃至于南京政府“收回租界主权”的行动,虞都是蒋的重要帮助者。当然,虞也从这种代理关系中,获得丰厚的政商利润回报。这不但表现于其个人工商生意中,也体现在其日益隆升的社会地位上。

虞洽卿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开始,一种全新的“政商”体制在中国渐渐形成:清末新政时期官僚基于政绩生产与商人建立的利益同盟,其“公共性”远大于私利性,政商利益输送常不明显,官员与商人之间稍为亲密的关系也常受到质疑。到“革命”来临,政局动荡分裂,秩序不宁,无论是稳定社会秩序,还是安置各类武装力量,中央与地方官员都需要商人领袖合作,这种态势下,政商之影响力更为扩大。当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时,一些商人领袖也越出商界,甚至成为全民性“爱国”运动的枢纽人物,他们也从中建立了更大范围政商渠道,尽管这种运动可能对他们造成反噬。1927年后建立的蒋介石威权政府,使得多元化不稳定的政商关系,为相对单相的侍从政商关系所替代。商人在扮演政治代理人的同时,他们也能获得更多直接的来自官方的援助。这种政商模式与此前大不相同,但将个人的生意建立在此种脉络基础上,有时也会造成危险。到战争爆发,紧急情形下政府与官员对商人的合作需求大为增加,当然,政商回报也可能会更加直接而且丰厚,不过,这种政商暴利也容易造成社会不公,并且引发外界指责,这便是战后“官僚资本”成为“过街老鼠”,以及蒋经国要依靠“打老虎”来试图刷新政治的的一个重要背景。所以政商结构“超稳定结构”发展到一定限度,便可能是其解体的开端,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便可能从中孕育出来。

政商结构之形成,从官员角度来看,公私驱动因素皆有。如果官员之所以借重商人,其主要目的仍在于公共利益,其关系互动也能有严密之监督,那么,这大概可以算是良性的政商互动,未必对公众利益完全有害。但是,如果公私难分,则很可能化公为私,最终成为公众之害,政商则可能成为制度性的腐败助剂。站在商人角度来看,之所以要与官员结盟,或依赖官力,或与政府合作,而不是走常规的商业利润追求道路,经常是与环境有密切关系。如果商人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以制度化的办法,从规范市场获得稳定的商业利润,或政商结合产生之利润远远超过正常模式所得,那么暴利诱惑便常使商人走在灰色甚至黑色的政商之路。

社会资本与政商特质

“政商”中之“政”,不但是指官员,或政府,而包括公共政治,甚至党派政治,以及种种新式政治技术的运用。这种“政”,与此前被动的依附于“官”,大不相同,如依靠社团来拓展自身“代表性”,以“民主”之办法,与外人交涉自治权利;以排外之民族主义之立场,来获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这些办法,大多是20世纪才有的新东西,或也可被认为是“僭民政治”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因此,“政商”便与传统的“官商”有差异,如胡雪岩,可能更多的是属于传统型的官商,但是虞洽卿,其角色却很不相同。虞更多的是依靠“民意”与“公益服务”来获得其自身的社会资本,并成为租界中重要之协调人。

就虞洽卿个人而言,其一生的政商经营,均与社会资本的培植及运用有密切关系。布迪厄把社会资本称为“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 虞洽卿的地位与声望,很大程度就是来源于他对这些社会网络与团体资源的运用。如宁波旅沪同乡会、万国商团华队公会、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等组织,均与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其自身商业活动最有关的社团可能是1925年开始发起成立的上海航业公会(后改称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虞一直担任该会负责人。虞经常以此公会为航运业行业利益代表组织与政府就许多政策讨价还价。在与政府交涉或向某方提出诉求时,为冲淡个人利益色彩,因此,虞也经常会联合同业,添组新的行业团体,或社会团体,以社团名义提出集体诉求。尽管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许多争论,但无论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还是科尔曼(James S.Coleman),或普特南((Robert Putnam),都在强调信任与合作,以及个体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当一些社会资源能够被社会行动者利用,给个人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自身社会资本或社会地位也得以提升,当然公共利益也能增加。虞洽卿尽管未必懂得这些后来的理论,但其行为实践却往往与之相合。

政商社会资本之形成,既与个人财力有关,更多是与其拥有的官员私人关系相关,也包括其地方基础、行业威望、与外人关系等。不同时代之关系资本,当然有些差异。这与政治经济结构有关,尤其是地方性的结构,如上海租界之特殊结构,便促成虞洽卿此类特殊政商之形成,他不但扮演中外势力之间的中人,也扮演同乡移民之领袖,以及商帮代表等角色。因此,其身份资本便相当厚实。虞扮演的是复合性的利益协调者,不但在华洋之间,也在劳资之间,在政商之间,官民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甚至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他都能扮演中人,这种多元利益协调者的缺人,使得其成为最著名的政商掮客,其个人不但能得到一定利润,每一次成功调解都能使其地位更加牢固加强。当虞洽卿担任商界代表或同乡代表时,他也获得一些代理费用,如私人业务订单,以及信贷优惠等,也包括其个人经办的公益事项之推行,这些好处当然有助于其个人事业发展,使其经济上与社会上之力量都不断加强,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巩固其作为工商业代表或同乡领袖之地位,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当虞洽卿地位越来越高,他就成为上海第一闻人。各种政治势力都需要运用他。似乎谁能得到虞之支持,谁就得到上海。当然这与当时上海的特殊性,也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有关,如租界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外治理权的竞争,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民众与官府关系,工商业与政府的利益互动等等,都与此前此后大不相同。也正为此,虞洽卿的政商之路,便与胡雪岩、盛宣怀等人迥然相异。

虞洽卿生活在一个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作为与政界联系紧密的商人,其政治靠山的失势往往也导致商人利益受损。如晚清著名的胡雪岩破产案,以及后来严信厚之源丰润票号因官款提存倒闭案都有此类脉络。虞洽卿特殊之处便在于其政商脉络之连续性,这当然与民国时期所谓“宁波帮”力量在政商两界之长盛不衰有关,也与上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地位之显要有联系。其个人能力以及资源密集程度,也是其他商人所无法比拟的。清末,虞洽卿能联合两江系统,与北洋方面也关系深厚。在民初,其一些调停政治的行为,看似为了公意,但实际上仍有其偏向。如1919年南北和会期间虞以商团公会调停南北两派。1927年前,虞以联合段、孙等多人势力,加上租界当局之支持,声势显赫。1927年后,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之支持,其地位更是如日中天。从北洋时代的保息待遇,到蒋介石时代的航业公债,都表明其政商关系之深厚及连续性。中日战争时期,所谓统一局面被打破,全国市场也被割裂,物价飞涨,此时,无论是军官头目,还是地方阀系领袖,以及其他的政府人员,在战时大多都会通过自己权力的寻租,获得最大的好处,但在商业事务上却常要得到商人的合作。就虞洽卿个人而言,战前其在政界本有多元化投资,故在战时也能获得较丰厚之回报。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政商经营之风险,与其背后拥有的政治派系资源是否具有多元性有关。而政商是否能做到多元依附,又与自身社会资本、政治环境等有关,因此,像虞洽卿,无论何种政治派系上台,大致都能发现一些政商通道,便说明其身份资本的高附加值,足以让任何势力都不能轻视。如地方官员、中央官员均倚赖虞洽卿之上海工商界活动能力,举凡募款振灾或地方公债,均要赴沪挽请虞氏出面号召。他也善于利用各种执政者来寻求政策红利,同时适当支持在野者。其实在中外关系中,虞亦采取此种策略,不会将某国得罪到底,即使表面上反日反英,但这并等于不与这些国家做生意。正因为如此,所以一般来说,商人拥护或反对某派政客,皆无一定,多视利益走向而做选择。除非政商关系完全破裂,否则见机行事往往是常态。然而,从政商成本上来看,机敏的商人可能又会做长线重点投资,以培植与某派政乏味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尽管这种做法有时会给他们带来政治风险。如虞与段祺瑞、蒋介石之关系,相对来看便属长线政商经营。

虞洽卿本质上是一个商人。他在政治上与商业上都有一些“精明”策略。与虞洽卿有着深厚关系的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把虞洽卿称作“市侩”或“奸商”。 潘公展也曾指责上海商界的领袖人物“总脱不了市侩的本色”。 同时,也要注意虞洽卿并非普通的商人,他的行事作风也《申报》主笔杨荫杭所称的“商客”相当类似。 政治对于他们而言,经常是获利的途径,而不是其事业的终点。借助与官方的关系,他们既可以抬高个人声望,也能够在政策方面获得优惠,或将这种“关系”资本转让获利。虞洽卿曾担任许多社团的领袖,这也有可能成为寻租的渠道,通过控制社团,他同时可以与中外官场及商界谈判。因此我们很难从这段时期的历史中发现明显的阶级意识,能够看到的是由不同的人群构成的不同的利益圈子,不同圈子中的人均可能通过代理人与政府讨价还价,寻求与当局或官员之间的利益结合点,从而达成某种利益妥协。虞洽卿就是这种交易过程中的重要代理人。

1928年,陈光甫在其日记中恨恨地说,虞洽卿以一个“行外人”办航运,债台高筑,经营混乱,而他自己到处开会,做讲演,像没事人一样,对此表示不解。 其实,虞氏“高明”之处也许就在于此。从晚清以降,他一方面多方借贷运用经济资本投资利润较高的工商生意;一方面他通过社会事务之介入及政商关系经营累积其社会资本。由于他拥有强大官场人脉,以及社会动员能量,所以即使其借贷满期甚至拖欠一二十年,金融主构主事者仍不能不顾“面子”与他绝交,诉之法庭,这说明他们仍可能有求于他,或者也抗不过其关系网上的人物出来讲话。也可以说,虞虽然经济信用极差,但是其社会信用尚可,故能以后者来补前者,各方债主迫于情面,或因为金融机构负责人在幕后与虞氏有一定交易,故仍不能公事公办,宣布其“破产”。从这点来看,确实可以认为虞洽卿是一个所谓“资本运作高手”,盖他能够周旋于两种资本的混合状态之中,如鱼得水,世人所谓“长袖善舞”,大概就指这一点。

也正因为此,虞洽卿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商人,而是一个政治商人。如果我们把“政治”两字理解成人们公共事务的权力运作,那么其个人秉赋,实际上不但在于他善于发现商业投资机会,也在于他具备介入公共事务的交际技术,并发现权力投资的机遇。显然,这种“政商”交易手段,会破坏法律契约精神,而且影响公共政治的健康运作,强化“人治”与“关系”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这种“政商”行径,也会阻碍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形成,或破坏传统的市场信用制度,及社会道德价值系统。

时代性格及其比较

然而,虞之所以在晚清、民国之崛起,也确实反映出他所处的时代的性格。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变局,无论是中外矛盾的一步步激化与调适,还是新旧制度冲突的解决,都会产生一些“过渡性人物”或“桥梁性角色”。不仅经济贸易上需要“买办”,其实政治及社会也需要“买办”的介入,方能缓解矛盾,避免恶性发展。可以说是这种时代塑造了虞洽卿这种“政商”人物,但虞这类人物又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塑造者呢?

从虞洽卿一生的政商经营来看,其后来的变化,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国政治结构的改变。如与北洋体系相较,蒋介石威权统治的色彩更为明显。因此,个人关系也比此前要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国民党虽然在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的努力,然而,从1927年到1949年,实际上,其政治仍然是以“军事”与“斗争”为主轴,也正是在此一基调左右下,政商关系,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人与南京政府各首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多越出“制度”框架,更加服务于短暂的政治功利目的。南京国民政府自其创立开始,便一直陷于派系纷争之中,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常常引发直接对抗甚至武力冲突,加上中共与苏俄的频繁活动,以及日本势力的侵扰,因此,政治局面长期不得安宁。或者可以说,1927年后的国内政治实际上一直未曾正常化,依靠和平的选举办法来决定政治权力及利源的分配,始终未曾真正实现过。在此种特殊的政治情势下,当时所谓“政商关系”,便带有鲜明的工具性的、个人性的“侍从主义”的意味。这与台湾,乃至中国大陆当下的“政商关系”有着相当不同的面貌与状态。

政商可以通过游说政府,或通过新的法规创设,或绕过法律规定寻求某种政策优惠。虞洽卿在许多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来谋利的,或可称之为制度性“政商红利”的获得。类似于院外利益集团游说,虞洽卿经常会根据某种合理性(如振兴工商、避免外漏等),请求政府变更制度,当然这种制度变更往往与其个人营业有密切关系。有时则从地方利益出发,要求政府采取举措,但这种公益诉求,其实也是对其私人商业发展大有裨益。虞善于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公私兼顾。当局由于在许多方面都要借重虞氏力量,加之虞在长期人事脉络经营中已经具备的雄厚资本,官员也需要照顾其情面,因此,其诉求往往能及时得到回应,甚至制度变更也成为事实。

事实上,政商形成及固化,与商业投资环境有极大关系。在正常投资无法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之时,商人都倾向于向官员寻求保护。由于官员常常能从这种结合中得到暴利,因此,制度的改良也无法实现,不良政商结合便会固化。这种发展从晚清到民国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晚清时代,官商之界仍非常明显,政府除了税收之外,也很少直接介入市场运作,更不用说操纵市场,到北洋时代,官商勾结,乃至利益集团左右政策制订渐成为常事,但市场旧秩序仍然坚固,自在的团体管理,以及行业内部控制均能发生效率。但到南京政府时期,当局通过金融、信贷、外汇、市场等手段,渐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挤占此前民营工商业的市场份额。不过,这并不表示南京政府比之前的政府更为腐败。而是由于在工商业发展刚刚进步时,或商业投资存在较大风险时,政府往往倾向于官商合营模式,或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当然这种鼓励背后也往往存在着政客寻租利益,然而,当政府能量增大,可用政府名义统制某些行业,甚至左右市场时,那么所谓“国进民退”便成为当然。在此情形下,依赖官方关系的商人便可能成为官僚资本,或国有垄断资本(实际获利者以官员私人为主)的排挤对象。政商,由商人政客化,便发展到政客商人化。原来的行业规则被破坏,市场秩序荡然,以大欺小,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在此种情形下,所谓民营资本便很难立足。

政商经营之利,可能最终仍归官吏所有。盖政府权力无穷大,随时可以任何理由没收商产,或罚以重税,或金融封锁,或以其他罪名。最后走向经济垄断与政府统制,实际上成为官员暴利生产体系。尤其是在政治变化时,需要商人合作,或政治变化带来对“腐败”的容忍,政治变化带来经济市场的急剧变化,政治变化带来正常交易秩序的变化,都会使得官商勾结愈演愈烈。法治效率越低,政商勾结愈烈。当然,一些商人也藉这种非常情境中的政商关系获得许多好处。法律制度之外的此种特殊关系,往往能让他们拥有其他人不能得到的资源,当然这也影响到法律与制度实际的执行效力。从1927年之后20年的历史来看,尽管执政当局仍然在一个法制的框架下治理国家,然而,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个人利益的考虑,因此,“人治”的色彩仍然相当明显。当然,如果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层面来看,也许“政商关系”能够有助于一个弱势中央政府在地方派系各自为政的局面中推行一些建设项目,或者捍卫一些国家主权。单纯对此一时期的政商关系作完全负面的判断也是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脉络。

与今日之比较,制度、道德、价值体系,整个文化仍以“公”为上,过分自私,毫无公德的行为仍无法立足社会,但战时一切便发生变化,才引发严重抗议,包括国民党内部认同体系的瓦解。而此前无论是杜月笙,还是虞洽卿,其行为模式至少在表面上还要建立在“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同时他们也间接代表各种不同的弱势群体发声,有助于民间社会保持一定的力量,并抑制官僚极权政治的形成。因此,无论虞洽卿与官员一起推动一些政绩计划,如劝业会,或体育会,以及协助维持地方秩序,经济秩序,或者从“国权”出发,推动民族主义之进行,均在“公”的范围内从事其政商事业。虽然他们也获得“经纪红利”,但其活动仍能够塑造公共价值,对道德体系仍有产生正面能量的影响。即使是中共与这些政商的合作,或南京政府时代的威权代理政商,至少也是在刷新政治,建立一个“良好”政治的的名义下进行的。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原本的利益结构体系被破坏,加之政治经济壁垒形成,正常的市场秩序也被破坏,政府军事财政及统治合法性的渴求又超乎异常地高昂,因此,原来的政商结构也很难再发挥其效力,战争环境下形成的政商合作,尽管也有“抗战救国”之外符,但是,统治合法性孱弱,稳定的利益渠道受阻,使得拥有特权的政治官吏,以及商人,都在孳孳于私利,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甚至其政府内部的认同感也大为衰败。

战后政治经济结构再次转化,加上统治集团内部向心力的瓦解,政商结合报复性地追求疯狂暴利,尤其是政府官逼吏赤裸祼地进行权力寻租,国家资本在没收敌伪资产的名义下的暴涨,也产生了许多贪婪无度的官吏。到蒋经国在上海推出其经济新政,更彻底打破了原本保持一定平衡的利益体系,尤其是对公众利益的浅层面的保护,内线交易泛滥,政商勾结普遍化,国有资本私人化,贪腐横行,吏风不治,这些问题不但成为反对党的攻击目标,也成为国民党政府合法性逐渐瓦解的根本原因之一。一般宣传层面的“民心向背”,尽管不能准确反映出全体民众的实际心态,但无疑“官商勾结”议题的操作,尤其对其结构体制的指控——正如“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四大家族”等概念所暗含的意义——确实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的一种内存驱动力。比较吊诡的是,这种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政商化,并非某个威权政客所能控制得住的,到最后,即使高层首脑自己已意识到其内在危机,但是也很难改变局面,甚至只能“随波逐流”而已。这一切均为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覆亡埋下伏笔。

从制度上来讲,官府开始引入商人协助,也是迫不得已,但后来商人力量增强,或官员假公济私,败坏吏风,政府合法性,乃至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受到严重侵蚀。官僚体系也会成为社会腐化的源头。同时,正常的经济秩序,以及法律秩序都会被破坏。商业活动无法有序,公平地进行,社会大众皆以钻营、贿赂为正常,与官员的不当结合,成为经商获利的第一前提,暴利生产机制成为流行,经济体系也陷于畸形。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便有可能被牺牲,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正常竞争与创新机制也不复存在,也有可能促使强人政治抬头,甚至独裁政治产生。这样又反过来,会导致反对派崛起,最后甚至以一种极端的政治体制,如以全面取消私营工商业来替代腐化的政治经济体系,这又会导致社会僵化,政商现象虽然暂时消灭,但经济枯竭,社会发展停滞,又会促使政治转向另外一面,最终仍需走上政商之路,这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循环宿命故事。

 

书评一:《>》

作者:张彧 文章来源:新京报

中国近代史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丰富的内容,后人解读方法角度各异,而冯筱才教授的《政商中国_虞洽卿与他的时代》选择了“政商”作为切入点,观察近代中国的政治特色。

虞洽卿本人并非重要政治人物和有实力的官员,他的档案没有专门机构保管,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冯教授前后花费十八年的时间,足迹遍及浙江、上海、重庆、台湾、南京、宁波等处图书馆和档案馆,挖掘这些零散资料,期间辛苦,凡是做过资料收集的人,都可体会期间的酸甜苦辣。除去这些档案文献,作者还查阅了大量期刊,杂志,工具书,相关内容专著,学术论文,使得本书的资料来源丰富而不单一。增加了可信度。

近代中国人物传记,特别是民国时期人物传,范围比较狭窄,基本都是以几位政治人物为主,而冯筱才教授则从政商的角度,选择虞洽卿这个知名度不算很高的人入手,以其个人历史为经,以政商问题为纬,通过这个个案实证研究厘清这一历史时期内,政商结构演变的历史脉络(282页)。政商简单地说就是与特权紧密结合的商人,但是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开始了一种新的现象,通过一些机制官与商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而动荡的政局,更使得双方形成这样的利益投机结构,互相支持,甚至以某种制度性的办法来操作(前言7页)虞洽卿则是这类人物的代表,阅读本书,笔者深为商人的巨大政治能量所叹服,辛亥革命时期,他作为幕后推手促成了浙江、江苏两省的光复;随后整理上海的财政,北伐时期,他为蒋介石进行了个人募捐,并筹措了军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则在蒋介石和上海商界之间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在华的日本人就明白指出‘虽然提拔蒋介石的是孙文,但救蒋介石于危难的实际是虞洽卿。笔者认为这恰好是旁观者清,一针见血。虞洽卿的投入自然会得到回报,例如在近代中国,航运业因为要与地方官绅、社会各类人物打交道,一般少有非官方公司经营,1927年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虞洽卿所属的公司,轮船被军方扣押,他没有向其他公司那样自认倒霉,而是直接向蒋介石申诉,要其干预把轮船放回;1938年随着国民政府内迁,虞也到了重庆,他凭借和蒋的关系,开始经营垄断性的商车特权和道路许可。他的三北贸易公司要开辟温州到重庆线路,因为要涉及不同的战区,索要汽车行驶证就成了当务之急,正是有了虞洽卿和蒋介石的非同一般的关系,第七战区的余汉谋,第四战区的张发奎,军委会副总长白崇禧,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都曾为他开条。正是有了这样的关系,虞洽卿的公司才具有了一定特权,财源滚滚而来。除去这些合法手段,他也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贿赂官员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中包括当时和海关、税务、交通管理部门,虽然报社曾揭发过其下属,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政商化,带给当时中国的弊端就是让官僚体系腐朽,让商业出现不平等的竞争,特别是在抗战结束后,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化,向心力瓦解,其报复性地追求暴利,特别是官员赤裸裸的寻租行为产生大量的贪官集团,让政府丧尽民心,虽然最高统治者意识到这弊端,并想解决,无奈政商结合已经凝固,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无法改变只能随波逐流。短短三四年,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崩溃,撤离了大陆。这些弊端被后来政权所意识到,可惜是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法彻底取消了私营工商业,以此断绝商业和政治勾结,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系统。可惜的是这样的体制出现了新的问题,社会僵化,经济枯竭,发展停滞,甚至普通民众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不得已到了上世纪末期 重新开放了私营,而政商在中国再度出现。而且丝毫不亚于前一代政府。

笔者读完此书,感觉到禁止私营断绝其和政府往来,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因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体系没改变,官员权力没有监督,只有真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建立民主,法治的政府,形成完善的监督政府制度,才能把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来往定在合法来往的范围之内,不出现权钱结合坑国害民。

书评二:《

当我拿到冯筱才的《政商中国:虞洽卿和他的时代》这本书时,我一下子被“政商中国”这四个字紧紧抓住了。

撇开这本书中的主人公虞洽卿的故事不说,单是“政商中国”这四个字,已经可以体现作者勾勒定义中国一个时代的高度了。

“政商中国”不仅是过去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到了当下,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已成为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了。

所以,历史学者杨奎松教授推荐此书时就认为:“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原因。”

冯筱才从旧时上海滩闻人虞洽卿详尽的故事和史料中,找到了四个关键字:“政商中国”。

关于虞洽卿的故事,过去我小时候所熟知的印象,便是上海滩闻人,买办资本家,蒋介石的走狗,等等这些完全政治脸谱化的描述。对于他具体的生平行状,我并不真正了解。及后虽然也读了一些书,总是有些疑惑,这真是那个虞洽卿吗?不过,我对虞洽卿的印象,虽然仍然模糊,却已远离了最初那种政治脸谱化的认知,渐渐懂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多面性。

本书中,冯筱才利用大量史料,给我们描摹了上海滩闻人虞洽卿的个人史,他的发迹,他的崛起,他的精明强悍,他的挣扎奋斗,他的左右逢源如日中天,让我们看到一个动荡时代,一个原本没有什么背景的人,成为一个商人领袖所需要积累的政治资本,商业资本和社会资本,缺一不可。

即如本书封面设计肩题所写:“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抹去历史赋予虞洽卿的政治色彩,某种意义上,虞洽卿可也算是一个动荡时代中国梦的代表,他从一个没有上过几年私塾的学徒,最后成为中国商界领袖,不同时代政客和洋人的合作者座上宾,演绎的也是一出个人奋斗的历史正剧。

虞洽卿的时代,是中国经历大转折的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虞洽卿经历了清朝的覆亡,民国的战乱,租界的纷争,国共的合作与反目,抗日军兴,等等,动荡危急笼罩着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商人,虞洽卿在晚清时与晚清高官关系良好,但他也是革命党人的朋友和支持者;他曾是袁世凯支持者,但也反对复辟帝制;他与租界当局关系良好,但也是租界华人权益的维护者;他高举爱国旗帜,也不忘夹带私货挣自己的钱;他曾是共产党的同情支持者,后来却与蒋介石走到了一起,成了反共者;他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排日领袖,与日资有密切关系,他还曾是日据上海时重庆政府的支持者。。。。。。

虞洽卿因应时势,周旋于各种势力间,在时代大潮中翻滚扑腾,其从民族型政商到爱国型政商、威权型政商,直至抗战重庆年代回归商人本位,无论扮演何种角色,虞洽卿的选择都带有时代的特色,遵循时代的逻辑,这种敏锐性和洞见,也是确保他在动荡时代不仅没被政治漩涡吞没,反而愈走愈强的所在。

冯筱才认为,无论是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这样的群体视角,还是民族资本家这样的帽子,都不足以刻画出虞洽卿这样的商人的特色,冯筱才最后用了一个词“政商”,来描摹他所发现的虞洽卿。

什么是政商?冯筱才在书中除了用来指称虞洽卿这种与特权紧密结合的商人之外,更重要的是用来讨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型政治经济现象——政商化。与晚清中国实业初兴,官商结合这种个体性故事不同,冯筱才笔下的政商虞洽卿,是通过一些机制,官与商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冯筱才也称之为政商利益公构网络,这个词接近官僚资本,政商之间的合作支持呈常规化,甚至以某种制度性办法来操作。比如,在上海租界,虞洽卿扮演了租界华人领袖尤其是中外调人的角色,背后亦有华洋角力背景,上海绅商界在获得在租界当局的话语权时,虞洽卿自己也是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和商业机会。

虞洽卿晚清的官场交游,除了自己收获“二品道台”,更为自己增加了许多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也直接在生意上体现。虞洽卿也善于运用公益事业。其早期的事业,似乎都是从公益始,私业终。比如1909年,虞洽卿在上海江湾火车站附近圈得“荒地”六七百亩建万国体育馆,“以公益事业圈地,事成之后,再划占部分土地渔利,或变更用途以造房牟利,此种今天很流行的政商勾结开发房产的策略,虞洽卿当时就运用自如”。到蒋介石时代,虞洽卿也是大处拥蒋,小处图私,直至抗战时,作为爱国商人领袖,拒绝参与敌伪政权,离开上海到重庆,拿着蒋介石手令,通行无阻发国难财。类似的故事在虞洽卿的生涯中比比皆是。今日诸多商人所玩的手法,无论是商业地产文化地产慈善事业,虞洽卿也算是他们的鼻祖了。

换用今天通俗的表述,就是大面上讲政治,私下里图自利,听党的话,挣自己的钱。

政商关系很常见,即便现代国家,也如此,但是,如冯筱才所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政商化的发展趋势,那么可能陷入一种超稳的暴利性生产结构。这是政商关系不健康发展的后果。虞洽卿的成功,其个人能力自然非同一般,其所仰仗的,就是自己发迹过程所累积的各种资本,从同乡关系起,累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他对这些资本运用,在过去的时代,已是极致,付出多多,回报更大。

不过,虞洽卿的这种成功,与一个“政商中国”的存在密不可分。“在许多个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与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的束缚的减弱同时出现”。E·巴拉兹在《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转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

如冯筱才的研究,虞洽卿一生事业的开端,恰好是清王朝风雨飘零的改革之际,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朝廷重臣推动实业救国实业兴国,重商主义政策下,官员与商人结成非同一般的关系,既有为国之志,也有个人盘算,胡雪岩盛宣怀是那个年的的典型,不过,这种结合,是个人性质的,尚未有后来结构性的政商关系,不过,也为结构性政商关系埋下了伏笔。

虞洽卿的时代,开始于华洋之间的买办,使他的生意一开始有了“国际性网络”,甚至视野,其交游官场,又有庞大的官场网络,加上晚清时传统社会结构松动,民间团体崛起,虞洽卿还依托了宁波同乡会的社会团体力量,这多方面力量,让他后来游刃有余地运用。进入民国时期,逐渐成长起来的虞洽卿更是在各种势力间纵横捭阖,替政治力量办事,也让政治力量名正言顺地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政策寻租,制度寻租,这才是中国政商的祖师。

时代与虞洽卿几乎是相互造就的。虞洽卿没变的,就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商人。冯筱才通过对虞洽卿的个案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解读,指出了政商化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选择,所以,这也是“读懂中国的另一种角度。”本书中提到两个虞洽卿两个方面的故事,读者也可仔细参详。一是虞洽卿对类似宁波同乡会之类的乡谊团体的热心和充分利用。这是熟人社会的力量,也是人情社会的力量。虞洽卿的事业就是从同乡关系中起步的。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号称成了市场经济国际,但这同乡关系,依旧是吃透政商的利器,自然也是观照中国的一个利器。另一个是虞洽卿与中共的关系,本书对虞洽卿在上海与中共的恩怨离合有比较多的着墨,有许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上海工人二次暴动中被捕的陈云,便是赵世炎请上海总工会出面,托请虞洽卿帮忙让巡捕房放人。这一段仔细读来,也颇堪玩味。

不过,虞洽卿太特殊太厉害了。许多与虞洽卿同时代同样长袖善舞的人,并没有在国民政府时期继续发展,所谓成也政治败也政治,这一点本书中似乎少有涉及。

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中国资产阶级1911-1937”中这样描摹那个时代:“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中,其目的和手段不稳定。。。”“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得到加强的政治主动权,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部分上一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通过强制和授予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性和它对自己应起作用的看法。”

虞洽卿是依然维持了自己特权的那一部分人。

历史仿佛走了一个圆圈,中国的近现代实业的萌芽发展都是与政治纠缠交织一起,从来没有也无法挣脱开,一直是过去中国一百多年后又回到了它最初的起点。

政治是把双刃剑。其实当下有关柳传志、王瑛、王石关于在商言商等讨论,依然透露出当下让中国商界精神领袖们头疼的政商关系。至于台上许多有名的大公司的老板们,其风光的生意背后,大多走的还是虞洽卿的老路玩剩的把戏。

一如冯筱才在本书中所写:“表面上看,他们的作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比如推动地方经济建设,挽救国家权利等),但在这层合法性外衣下,私下的政商利益交换便会频繁发生,甚至形成一种潜在的稳定性利益生产机制。这种利益生产的暴利性,可能会诱导官员(或政客)选择性地推动所谓‘公共事业’。。。。。。”。

一语中的。今天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圈地拆迁,文化地产科技地产,最终几乎都有这影子在游荡。

冯书开头,认为中国最早用“政商”概念的是上海掌故家许指严,许是我武进前辈乡贤,他在《政商十大秘案》中揭露晚清官商勾结,认为这种“政商”是社会祸害,其出现不但是士大夫阶层之羞耻,也是国家不祥之兆,甚至是造成民众生计痛苦的渊源。

虞洽卿的时代依然如此。所以,冯筱才发问:“一个力求现代化的国家,怎么最后为政商勾结所绑架而不可自拔呢?”冯筱才的问题,也是今日这个时代的问题。

这个时候出这样的书,也是一种为时代注脚。

冯筱才老师的另一本图书,同样是关于动荡时代的商人故事的,《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也相当不错,或可结合一读。毫无疑问,此时读这样的书,正逢其时。

作者简介

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史及政治社会史。曾出版专书《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等。

冯筱才是《东方历史评论》第三辑“历史新声: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入选者。

冯筱才 – 主要经历
200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浙江大学任教7年。2001年至2003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3年9月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工作,曾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现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从晚清到当代的中国,侧重于政治社会史、政治经济史和商人史。

2009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哈佛燕京学社2009——2010年度访问学者。博士学位论文《变革社会中的商人与政治:以江浙地区为例(1911-1927)》曾获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

冯筱才 – 代表著作
《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

《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宁波帮大辞典》(副主编),宁波出版社,2001年

冯筱才 – 主要论文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理想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自杀抑他杀: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与实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名实·政治·人事——关于民初上海商人团体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江浙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技术、人脉与时势:美亚织绸厂的兴起与发展(1920—1950)》,《复旦学报》2010年第1期

《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

《劳资冲突与“四一二”前后江浙地区的党商关系》,《史林》2005年第1期

《最近商会史研究之刍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乡亲、利润与网络:宁波商人与其同乡组织,1911—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民初江南慈善组织的新变化:苏城隐贫会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军阀政治”的个案考察:卢永祥与一九二○年代的浙江废督裁兵运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2002年5月

《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 2001年第6期

《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地方文献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江浙战争与民初国内政局之转化》,《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2000年9月

《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第26期,1998年9月

《虞洽卿与中国近代轮运业》,《虞洽卿研究》,宁波出版社,1997年

《“同乡”背后的权力与声音:周生有事件再探》,《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

《商界精英、地缘网络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以盛竹书为例》,《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董浩云的“上海脉络”与“三北讼案”》,《中国现代航运先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继往开来:记第二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国史馆馆刊》,复刊第31期,2001年12月

《巴蜀访档记》,《近代史学会通讯》,第 10 期,1999年12月

《武林史踪》,《近代史学会通讯》,第 12 期,2000年11月

《蔡声白先生传略》,载《蔡声白》,香港杨元龙教育基金会,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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